黃念然 王詩雨:瞿秋白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中國化探索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65 次 更新時間:2019-12-27 00:39:43

進入專題: 瞿秋白     馬克思主義     文藝理論     中國化  

黃念然   王詩雨  

   內容提要:作為中國早期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經典的傳播者和宣傳家,瞿秋白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見解及其具體的文藝批評實踐不僅對五四后期的左翼新文藝產生了積極影響,而且也在如何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中國革命文學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方面為后世樹立了可資借鑒的軌范。從其早期的俄鄉心程中,可以看到他對文學的作用有著“清醒的現實主義”認識;他關于文藝大眾化的理論暢想,既有對新大眾語言的原型想象,也有對普洛大眾文學之現實與未來的宏觀剖析,更有對中國文學出路的積極探討;他對馬列主義文藝原典的闡釋與發揚,既有“直取心肝”的準確,也有因激進而帶來的誤讀;他以革命現實主義為立場的文藝批評實踐因鮮明的時代性、濃郁的戰斗性和高度的針對性而顯現了鮮明的“政論文”特征。

   關 鍵 詞:瞿秋白  馬克思主義  文藝理論  中國化  Qu Qiubai  Marxism  Artistic Theory  Sinization

  

   瞿秋白是自覺致力于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中共早期著名領導人之一。他的中國化探索不僅僅集中于“左聯”時期的理論闡釋活動和對文藝大眾化運動的參與與指導上,事實上從20世紀20年代初赴俄考察開始至其從容就義,這位既是偉大的革命者又是飽經憂患之文人的中共領導人就一直試圖把馬克思主義文藝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文學實踐結合起來,對馬列主義文藝理論的理論原則、具體創作方法乃至實際的文藝活動的組織原則都有全面的考量和深刻的闡述。其中他最突出的貢獻就是在中國早期無產階級文藝實踐中,初步建立起適應革命形勢及要求的革命現實主義文藝理論體系。這一體系建立在對蘇聯“拉普”創作方法和理論的吸取和改造上,也建立在對中國革命文學實踐中的“革命的浪漫諦克”的批判上,初步完成了馬克思主義的現實主義理論與中國文藝實際的相結合。從其早期俄鄉心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于革命的過程及文學的作用有著“清醒的現實主義”認識;他基于《中國拉丁化字母方案》進行的新大眾語言的原型想象延展著其關于文學革命同大眾文藝之間內在邏輯聯系的思考;他的文藝大眾化理念中的“為大眾”有著不同于時人時見的真正的普洛大眾情結;他對普洛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的全方位思考與闡述展示了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風范;他對無產階級文藝領導權的重視同西方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大半個世紀以來的文化批判活動有著內在的相通之處,并成為反對文化殖民的重要精神財富;他對馬列主義文藝原典的闡釋和發揮(諸如“現實”“現實主義”“黨的文學”“辯證唯物論的創作方法”等)既有“直取心肝”的準確,也有因激進而帶來的誤讀;他基于革命現實主義文藝立場而從事的文藝批評實踐既有對魯迅作為中國革命現實主義典范的精準發掘,也有對于啟蒙“五四”和革命“五四”的武斷區分,更有對“第三種人”的不當拒斥?偟恼f來,在昭示中國左翼文學已經具有的寶貴遺產和所應拓展的廣闊道路方面,瞿秋白是我們繞不開的一個理論家范本。我們只有盡量回到歷史的真實場景,才能看到這位早期中共文藝理論家的心路歷程及其理論軌跡向我們到底言說著什么。

  

   一、俄鄉心程中“清醒的現實主義”

   在投入有組織的政治行動以前,中國激進知識分子們對于馬克思主義的了解途徑十分有限,而俄國則是他們獲取馬克思主義相關知識的重要來源。正如費正清所說:“十月革命自然地把激進分子們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布爾什維克領導下的俄國……不滿足于翻譯過來的關于新俄國的報道,中國人或前往俄國直接觀察,或向莫斯科派駐記者。其中包括瞿秋白,他的動機是‘尋求……改造中國的真理’。通過他們的報道,抽象的理論轉化成了具體的事實!盵1](P576-577)可以說,正是基于把俄國抽象的革命理論轉化成改造中國現實的真理的愿望,瞿秋白即便忍饑挨餓,也要到俄國這個“世界革命的中心點,東西文化的接觸地”[2](P31)去尋求革命真理。赴俄期間,他不僅發表了大量介紹俄國革命現狀的政論文章和旅俄游記作品,以及呼吁中國革命的詩作(如《無涯》),還發表了不少翻譯、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文章,如凱仁赤夫的《共產主義與文化》和《校外教育及無產階級文化運動》。其中,被茅盾先生冠以“清醒的現實主義”的《俄鄉紀程》和《赤都心史》既是現代中國最早記敘十月革命后蘇聯初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作品,更是瞿秋白走向馬克思主義傳播與譯介的先聲。

   赴俄期間,瞿秋白對蘇俄的現實主義文學創作以及無產階級文藝運動非常重視。談及原因,瞿秋白曾在1920年3月為北京新中國雜志社出版的《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所作的序言中寫道:“俄羅斯文學的研究在中國確已似極一時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國布爾什維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生出極大的變動,掀天動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響。大家要追溯他的原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覺全世界的視線都集于俄國,都集于俄國的文學;而在中國這樣黑暗悲慘的社會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現狀里開辟一條新道路,聽著俄國舊社會崩裂的聲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動心。因此大家都要來討論研究俄國。于是俄國文學就成了中國文學家的目標!盵3](P248)在他看來,“研究共產主義此社會組織在人類文化上的價值,研究俄羅斯文化”乃是“自舊文化進于新文化的出發點”[4](P84)。因此,通過介紹俄國普洛文學,向在水深火熱中尋求解放的中國讀者運送“軍火”,就成為他在文藝上的重任。他翻譯了果戈理(如《婦女》)、萊蒙托夫(如《煩悶…》《安琪兒》等)和高爾基(如《阿彌陀佛》)的作品,結識了“未來”派詩人馬雅可夫斯基,欣賞了盧那察爾斯基的劇作《國民》,拜訪了托爾斯泰陳列館,還受蘇俄政府大規模掃盲運動的啟示,在莫斯科開始研究中國文字拉丁化問題,寫下了中國最早的一部《拉丁化中國字母》(這對他后來的文藝大眾化思想有著深遠的影響)。他還撰寫了《俄國文學史》一書,系統介紹了十月革命前俄羅斯文學的發展歷史,對普希金、果戈理、托爾斯泰等人作品中的“平民性”“現實性”以及“文學為服務社會的工具”等觀念,尤其是對于革命性的大眾化的文藝觀十分推崇。他對于革命性的大眾化的文藝觀的推崇可從一則例子中見出。1922年2月17日,在翻閱過往的俄國《新聞報》時,瞿秋白發現了該報登載的美國現代舞蹈家鄧肯的《新藝術與群眾》一文,文中大聲疾呼:“我們現時的藝術時代,應當融洽于‘生活’,不但不能后于生活一步,而且應當為人類描畫‘將來’的理想”,應當給工人“怡養于高尚的真正的偉大的藝術”,“受藝術化的教育”[5](P73-74)。瞿秋白看到該文后當即將其摘譯出來,題作《美人之聲》,后收入《赤都心史》。

   我們應該看到,瞿秋白從一開始,對于革命的過程及文學的作用就有著“清醒的現實主義”認識。首先,他清醒地認識到革命的“紅花”是“染著戰血”的。在他看來,革命的勝利不可能一夜之間到來,舊世界也不會一夜之間變成天堂。其次,他清醒地認識“文學只是社會的反映”。與當時許多人過高估計文學對社會改革的作用不同,瞿秋白冷靜地指出:“文學只是社會的反映,文學家只是社會的喉舌。只有因社會的變動,而后影響于思想;因思想的變化,而后影響于文學。沒有因文學的變更而后影響于思想,因思想的變化,而后影響于社會的!盵3](P248-249)可以說,正是這種建基于堅實的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基礎上的“清醒的現實主義”,使得30年代的瞿秋白能夠不斷掙脫蘇俄“拉普”的理論桎梏,從宇宙觀的高度正確闡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現實主義內涵,在中國左翼文藝運動中積極倡導革命現實主義,并對“革命的浪漫諦克”進行有力而恰當的批判。

  

   二、文藝大眾化的理論暢想

   瞿秋白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對文藝大眾化問題討論最勤、實踐最力、論述最全面的早期中共領導人之一。他關于文藝大眾化的理論暢想,既有對新大眾語言的原型想象,也有對普洛大眾文藝創造之現實與未來的宏觀剖析,還有對未來中國文學之路的探討,雖然其中也不乏過激或不當之處,但對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如何真正在中國實現大眾化卻是厥功甚偉的。

   (一)新大眾語言的原型想象

   早在1923年10月,瞿秋白就作《荒漠里》一文,首次提出了“文藝的大眾化”問題。1929年2月,他擬定并在莫斯科出版了《中國拉丁化字母方案》,后經蘇聯漢學家郭質生幫助修改后更名為《中國拉丁化的字母》,由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出版社出版,以漢文、俄文、拉丁文等形式印刷,在華僑中試行,引起了文化界廣泛的關注。這是很早從語言形式角度對文藝大眾化問題所作的重要探討。對于大眾文藝該用何種語言,他認為“可以用普通話寫,也可以用方言文寫”,“前者給全國群眾看,后者給一定地方的群眾看”[6](P322-323)。1930年春,他在致迪兄的信中再次明確主張,大眾化的文藝作品必需“用現代的普通話寫”,“不要古文,不要古代的文言,不要古代的白話,不要夾雜著古代的文言或古代的白話的假白話文”!罢f一定要用普通的白話,這就是不要方言,不但不要廣州、上海、福建……等的文言,并且不要北京的文言!盵7](P332)之后他又說道:“凡是說得出來的白話文,都是‘活人的話’,都是真正的白話文。凡是說不出來的,讀出來聽不懂的……不象說話腔調的……就都是假白話文!盵8](P336-337)

   不可否認,瞿秋白關于新大眾語言的原型想象帶有一定的烏托邦性質甚至武斷特征,正如費正清所言:“瞿憑著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偏好,自然地將這種新的大眾語言的原型想象為一種‘普通話’的集合體,很像那些來自中國各地,并設法在現代工廠里相互交往的城市工人所講的語言!盵9](P497-498)而且他在文藝大眾化問題的討論中也遭到了茅盾等人的質疑,但文藝創作語言形式的大眾化卻成為后來中國左翼文學、解放區文學甚至建國后革命文學創作與理論建設的主導方向,其指導意義仍是不容忽視的。

   (二)關于普洛大眾文藝創造之現實與未來

   瞿秋白在參與和主持左聯領導工作后即撰寫了《普洛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一文,作為運用馬列主義文藝理論解決中國革命文學運動實際問題的第一篇帶綱領性的文獻,這篇文章對普洛大眾文藝的語言形式、基本內容、創作目的、創作方法以及創作理念作了全面的闡述。不可否認,瞿秋白的文藝思想中確實包含著比較明顯的左傾主義機械論和武斷之處,比如將啟蒙的“五四”和革命的“五四”截然分開、將“五四”白話文簡單視為“新文言”、否認“第三種人”的存在等,但文章對中國現實社會和文藝現狀的分析是清醒的、透徹的、有力的。比如他批評“左聯”時期文壇的某些“革命作家”,認為“他們所有的只是‘天才’,只是‘理論’,他們已經得到的是些歸納的結論,將得到的還是些歸納的籠統的結論”[10](P477),這正是對這些作家在創作中理論脫離實際的弊病的一針見血的批評。

尤為重要的是,瞿秋白文藝大眾化理念中的“為大眾”思想有其特殊的含義和重大的意義。瞿秋白的文藝大眾化理念是同文學革命這一宗旨密切關聯的,大眾的文化解放是其真正的目的,文藝形式的變革則是其中的表現形式。比如1929年3月19日在給楊之華的信中談文字改革問題時,他認為這種改革的目的在于“使中國工農群眾不要受漢字的苦,這或許要五十年、一百年,但發端是不能怕難的”[11](P319)。1930年春,他兩次致信迪兄談新的文學革命問題,認為“新的文學革命不是‘五四’的簡單的繼續,而是它的‘辯證法的開展’”[12](P331),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并沒有真正解放大眾。文藝大眾化問題作為30年代文藝評論界的一個熱點曾引起過熱烈的討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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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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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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