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偉:社會轉型視域中的新時期文藝理論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77 次 更新時間:2019-12-27 00:44:36

進入專題: 社會轉型     文藝理論     新時期  

宋偉  

   內容提要:新時期文藝理論因為經歷了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歷史轉折點,而具有強烈的時代特征,它要求研究者對中國當代社會轉型變革的歷史、現狀及目標方向進行批判性的總結與反思,而文學理論作為文學藝術活動的理論反思和精神自覺,則需要從理論的高度總結分析文學藝術活動發展變化的時代特征與自身規律,建構當代文化價值!稗D型研究”作為一種宏觀的理論視域和理論方法,它又具有一定復雜性,既是社會歷史研究,又是一種文學思想史研究,作為跨學科的綜合研究,在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哲學、文化理論、文學理論等多學科的交叉融合中,對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變遷進行全方位、整體性地描述和分析。

   關 鍵 詞:社會轉型  文藝理論  新時期

  

   康德在《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中指出,歷史總會“遇到一個轉折點”,這個轉折會將歷史帶入一個嶄新的時代。發端于40年前的中國“改革開放新時期”就是這樣一個歷史轉折點。作為劃時代的重大歷史時段,與其說“新時期”是一個可以用時間來測算的特定年代,不如說它是一個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歷史轉折點。因為,正是以這一重要歷史節點為開端,當代中國發生了重大轉型,由此生成一種嶄新的歷史發展向度。然而,應該從何種意義上認識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劃時代”歷史意義?如何描述和定位這一時期的歷史地位、性質及其特征?如何真正彰顯其作為歷史轉折點的重大意義?依然是一個需要我們不斷闡釋的重要理論議題。

  

   一、轉型研究:作為一種方法論的新時期文論

   從現代性層面看,改革開放新時期以其偉大的實踐開啟了歷史新篇章,在探索中解決了困擾中國百年之久的現代性難題。改革開放新時期具有非同尋常的歷史意義,它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坐標,標志著飽經磨難的“近代中國”向改革開放的“現代中國”的偉大歷史轉型。

   1913年,法國作家夏爾·佩吉在論及現代資本主義發展所帶來的世界歷史劇變時,不無夸張地說:“世界自耶穌基督時代以來的變化還不及過去三十年的變化大!雹1978年,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為重要標志,當代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嶄新歷程。新時期以來,以“實現四個現代化”為總體戰略發展目標,以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為結構性翻轉標志,以“近代中國”向“現代中國”為現代性范式轉型,中國在真正意義上開啟了實現“現代化”的歷史轉型變革。

   20世紀90年代初,李培林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另一只看不見的手:社會結構轉型》,是中國較早運用“轉型研究”視角研究闡釋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中國社會重大變遷的代表性文章。后來,李培林回憶說:“在90年代以前,用‘社會轉型’一詞的人不多,那時社會轉型還是個有爭議的概念,正式的報導中忌諱用這個詞。后來,隨著對改革開放后中國一系列巨大變化的觀察和理論解釋的需要,社會轉型概念在學術界和新聞界開始被普遍使用,并逐漸成為描述和解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變遷的重要理論工具之一!雹谥,中國學界興起了“轉型研究”的熱潮,以“轉型研究”作為理論視域與理論方法,來描述和闡釋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發生在中國的“劃時代”社會歷史變遷!稗D型研究”具有強烈的時代特征,它要求我們深入到當代社會發生深刻變革的歷史維度之中,以宏觀的歷史視野、富有使命感的歷史責任和面向未來的歷史愿景,對中國當代社會轉型變革的歷史、現狀及目標方向進行批判性地總結與反思。

   應該強調的是,“轉型研究”既是社會歷史研究,又是文學思想史研究,它是一種跨學科的綜合研究模式。這就要求我們,以馬克思的歷史主義視野,在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哲學、文化理論、文學理論等多學科的交叉融合中,對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變遷進行全方位、整體性的描述和分析。文學理論作為文學藝術活動的理論反思和精神自覺,需要從理論的高度總結分析文學藝術活動發展變化的時代特征與自身規律,回答時代變革所提出的諸多問題,以凸顯文學理論的思想品格與實踐精神,為文學藝術發展提供理論的闡釋和導引,為繁榮發展文學藝術生產,建構當代文化價值,作出應有的理論貢獻。

   在“近代中國”向“現代中國”的歷史轉型變革中,領風氣之先的文學藝術思潮充分發揮了先導的作用,在文化思想領域發起并推動了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歷史上重大社會變革經驗表明,在歷史背負沉重的傳統束縛而舉步維艱之時,需要文化思想領域發揮超前先導功能,啟動社會變革的引擎;文化思想以其感性而充沛的力量激活歷史,成為重大歷史變革的超前先導。近代以來,中國經歷了諸多歷史性變革,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以來的歷史變革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與社會歷史變革同步,文化思想領域亦發生了諸多重大的轉型嬗變,文學藝術生產呈現出復雜多元的變局,產生諸多前所未有的新問題、新理念、新動態、新格局。觀念的改變,思想的解放,激情的釋放,感覺的鮮活,理想的憧憬,所有的一切,為歷史的變革發展提供了社會心理勢能,歷史的轉型因此呈現出無限的生機活力。

  

   二、歷史辯證法:作為一種復雜性的新時期文論

   作為一種宏觀的理論視域和理論方法,“轉型研究”為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書寫提供了基本的理論視域和方法。顯然,社會轉型視域中的文藝思潮研究,與一般意義上的當代文學史研究有所不同,它更為凸顯“社會轉型”這一視域或方法,將當代中國文學思潮的嬗變發展置于“社會歷史轉型”的大背景之中來加以考察,以期在“轉型研究”的視域中理解和描述文學藝術對于整體社會轉型變革所具有的歷史意義與價值。這種研究視域與方法促使我們注重歷史現場的回返,注重歷史轉型的艱難,注重歷史變革的創新,注重歷史趨勢的面向,探究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社會歷史轉型變革時期的精神史發展歷程,以尋求轉型變革時期中國當代文學理論重構的未來走向。

   在改革開放新時期40年之際,我們應該以當代社會轉型變革為切入點,以當代文學理論嬗變發展為邏輯線索,以熱點前沿問題為理論視域,系統地描述分析中國文學理論發展與當代社會轉型變革之間的內在關聯,圖繪其整體狀貌,發現其演進規律,揭橥其存在問題,探究其未來方向,解決社會轉型變革與文化思想變遷過程中產生的諸多熱點難點問題,為當代社會轉型與文化建構的互動生成,提供可資借鑒的理論視域和思想資源。

   今天,我們回顧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并非僅僅是為了贊賞它一路前行的輝煌歷程,更為重要的是總結歷史發展的曲折復雜性,在歷史的辯證想象中認識歷史發展的真實面相。歷史前行的道路從來都不是筆直平坦的,在急劇變革的社會轉型時期尤其曲折復雜。從某種意義上說,轉型期是指歷史在此時生成創造出一種新質,這種新質的力量將歷史帶入一個拐點,使之擺脫舊歷史沿襲的慣性或惰性,歷史軌跡在此發生轉折或斷裂。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雅斯貝斯曾指出:“人類精神發展史上最偉大的現象是終結和開端一齊發生的變遷,它們是處在新舊之間的真理!苯K結與開端、新開與舊規,如此復雜地交錯在一起,構成社會轉型期的精神現象學。20世紀80年代末,學者何西來曾描述說:“我們的國家又處在一個就其深刻性來說決不下于五四運動的歷史轉折期。一方面,舊的觀念體系、價值體系、文化傳統、政治體制,以至于人們的生存方式、思維方式等,早已僵化,變成歷史前行的惰力和阻力,清理它們,需要理性;另一方面,我們需要建設,需要建立新的觀念系統、價值系統、文化格局、政治經濟體制,直到新的生存方式與思維方式!雹蹜撉宄卣J識到,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每一個新事物的誕生,每一個新觀念的探索,每一次創新的實驗,都不同程度地面臨著舊有勢力、舊有觀念的頑強抵抗。雖然,新的“歷史必然要求”代表著歷史發展的嶄新趨勢,但舊歷史的殘存勢力絕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臺。開新必須除舊,反正必須撥亂,正本必須清源,時代的轉型也就是新舊的交鋒與更迭,其間的矛盾沖突構成歷史轉型的時代特征。

   與西方“內生型現代性”不同,中國現代性是一種“外殖型現代性”。④兩種現代性雖同屬現代性歷史的范疇,但其歷史效果卻呈現十分不同的形態,后者經歷著轉型所帶來的巨大震蕩、苦痛、磨難,其前行的道路上布滿曲折的復雜性。由這一特點所決定,中國現代化道路具有啟動/中斷、再啟動/再中斷,最后實現轉型的特殊歷史性;仡櫺聲r期的歷史,我們發現,許多問題論爭居然在現代文學史上都不同程度地發生過。例如,反思新時期關于人性論、人道主義、關于“文學是人學”的主體性論爭,需要追溯“五四”以來的人道主義主義思潮的興起、中斷與復興;再有,回顧“西方現代派”的崛起,也需要我們將歷史影像倒回到“二三十年代”的現代主義文藝思潮,等等。這種返回歷史現場,在發生學意義上對歷史轉型的不斷回溯或回放,有助于我們更為深入地理解中國現代化轉型的歷史復雜性、矛盾性、迂回性,甚至于荒誕性特征。這不禁讓我們想起黑格爾和馬克思關于歷史事件二度出現的歷史反諷性論述。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開篇寫道:“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過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敝袊F代化歷史轉型的曲折艱難性,讓我們更為清晰地認識到,歷史轉型中充滿的矛盾悖論。這種歷史回放的“倒帶”效果,使我們產生了一種怪異的歷史錯覺感和反諷的歷史笑劇感,它表征著中國現代性歷史的迂回、曲折、復雜、錯位、重疊、悖論。如何從現代性的視域中深刻認識這種歷史的反諷,對于我們更為深入地理解當代中國現代性轉型的曲折艱難依然具有歷史和現實的意義。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作為一個“劃時代”的歷史時段,“新時期”始終處于歷史的交匯之處,在其歷史的動脈之中交錯包容著歷史、現實與未來,促使我們回顧歷史,面對現實,展望未來;仡欕m是一種記憶的再現或歷史的重訪,但它無疑也是一種反思、批評和展望,如果離開當下所面對的現實問題,回顧或重訪的意義或許就只能消散于對往昔歲月的緬懷之中。

   注釋:

   ①轉引自羅伯特·休斯:《新的沖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年,第1頁。

   ②參見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見的手:社會結構轉型》,《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第5期。

   ③參加何西來:《論當代報告文學大潮中的理性精神》,《光明日報》,1989年1月20日。

   ④有學者將西方現代化視為“原生型”,將其它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視為“誘發型”;也有人將其分為“原發型”與“后發型”。參見羅榮渠:《從“西化”到現代化》,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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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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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社會科學輯刊》 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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