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照南:社會組織提供社會服務的模式研究——以北京春苗兒童救助基金會“醫務社工模式”為例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47 次 更新時間:2019-12-29 23:23:56

進入專題: 社會組織   社會服務  

朱照南  

   內容提要:伴隨著中國社會的改革發展,社會力量快速興起并進入到社會服務領域。一些社會組織通過實踐探索,逐步形成了一些有效地解決社會問題的創新模式。本文以北京春苗兒童救助基金會為例,詳細介紹了其以醫務社工為基礎的先天性心臟病兒童醫務社工服務模式,該服務模式具有典型的“人文化”和“專業化”的特點,能夠滿足服務對象基礎慈善、特殊權益、發展等各個層面的綜合需求,提供個性化的專業服務。這一服務模式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具有極大的復制推廣的意義。社會組織、政府、醫院等公共服務部門可以相互合作,共同推動社會問題的解決,提高社會服務的質量。

   關鍵詞:社會組織 社會服務 醫務社工 服務模式

   作者簡介:朱照南,北京化工大學文法學院講師,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非營利組織管理。

   標題注釋:此項研究是北京化工大學中央高校的科研業務經費支持項目(項目號:ZY176)。

   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高質量的社會服務體系是確保人民享有美好生活的重要基礎。社會服務是現代工業社會的制度性產物,是化解社會矛盾、維持社會穩定、確保社會公平公正、建設現代化國家的內在必然要求。①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民對社會服務的內容和質量的要求日益提高,加快發展社會福利事業和社會服務已經成為各級政府部門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工作。近二十年來,社會力量快速興起并進入到社會服務領域。一些社會組織通過實踐探索形成了一些有效地解決社會問題的創新模式,這些新型的服務模式對于我國社會服務體系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一、背景介紹

   (一)社會組織作為社會服務的行為主體

   學術界對于社會服務這一概念的認知尚未達成共識。在西方國家,社會服務一般是指由政府或非營利組織為公民提供的、非現金形式的、具有社會福利性質的個人或社區服務。我國學者王思斌認為,社會服務是在社會保障(社會福利)制度框架下,由政府或社會力量向民眾特別是困難群體提供的公共福利服務。他認為社會服務的責任主體和行為主體包括政府和社會力量(社會組織),社會組織承擔大量政府無力承擔的服務,而且社會組織提供的社會服務具有專業性更強的特點,尤其是針對困難群體、脆弱群體開展的服務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更為復雜,需要提供更加深入和專業的服務。②

   薩拉蒙在《全球公民社會——非營利部門國際指數》一書中使用“服務”和“表達”兩個功能性標準對社會組織進行了分類比較③,指出提供社會服務是社會組織的一項重要功能。王名認為與政府相比,社會組織在公共服務的供給方式上具有很強的志愿性、競爭性、參與性和公益性。④鄧國勝進一步分析了政府、營利性組織和社會組織在提供社會服務方面的主要區別。他認為公立性組織機構往往處于有限壟斷的地位,靠財政扶持,一般很少會破產,因此缺乏競爭與壓力。在缺乏動力與壓力的情況下,公立性組織機構容易出現官僚化傾向,機構臃腫、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非營利組織機構則靠使命驅動,又能夠吸引志愿者的參與,因此,效率與服務質量較高。⑤倪明勝認為社會組織能夠有效彌補政府社會服務供給的不足、效率低下等缺陷,對整合社會資源、吸納公眾參與、培育服務幫扶意識也意義深遠。⑥

   雖然上述學者和研究都指出了社會組織提供社會服務的優勢和價值,但是卻鮮有研究比較深入地剖析我國目前社會組織提供社會服務的模式和特點,對于社會組織提供社會服務專業性和價值也缺乏有效的論述和總結,無法對當前社會服務迅速發展的社會實踐趨勢給予理論支持。筆者認為深入研究和分析社會組織提供社會服務的專業模式和內在特點對于社會服務領域和社會組織領域的理論和實踐創新都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因此,本文將以北京市春苗兒童救助基金會(以下簡稱春苗基金會)為例,呈現和分析社會組織為困境兒童提供社會服務的模式,并對其社會服務的專業性進行系統梳理,希望能夠彌補現有研究不足,并對我國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服務的實踐提供經驗借鑒。

   (二)我國兒童先心病問題與現狀

   小兒先天性心臟病(以下簡稱“先心病”),是胚胎發育時期(懷孕初期2-3個月內),由于心臟和大血管發育異常所導致的心血管畸形,是兒科常見的先天性畸形之一。我國出生缺陷發生率約為5.6%,每年新增出生缺陷數約90萬例,出生缺陷兒中約30%在5歲前死亡,40%為終身殘疾。而據統計,從2011年起先天性心臟病已經成為我國出生缺陷發生率第一位的疾病,占所有監測發現病例的26.7%,是5歲以下兒童死亡的首位原因,且發病率呈上升趨勢。⑦

   先心病可致患兒呼吸困難、紫紺、暈厥等,如長期得不到治療,更會導致小兒發育遲緩甚至死亡。先心病可分為簡單性先心病(如:室間隔缺損、房間隔缺損、動脈導管未閉等)和復雜性先心病(如:合并肺動脈高壓的先心病、法氏四聯癥以及其他有紫紺現象的心臟病),⑧治療所需費用根據病種復雜程度差異較大,簡單先心病治療花費1萬元到3萬元不等,因個體差異或年齡差異也經常出現花費4萬-5萬元的情況;復雜先心病治療則花費3萬元到6萬元不等,個別復雜病癥可能花費達10萬元及以上。⑨

   先心病的治療原則是“早發現、早診斷、早手術”,如果手術及時,大部分簡單先心病都可以徹底治愈,復雜先心病也可解剖根治。目前我國有近200萬先心病患兒等待手術治療,每年還約有20萬左右新出生的先心病患兒,其中復雜先心病占30%,隨著治療技術的發展,98%以上的先心病患兒可以通過手術治療,治愈率高,高質量的手術死亡率可以控制在2%以下。⑩雖然先心病可防可治,但由于手術費用昂貴、國內能做復雜先心病手術的醫院不多,致使中國兒童先心病治療仍不理想。(11)

   (三)我國兒童先心病社會救助現狀

   目前我國對大病兒童的救助體系初步建立,形成了醫保制度、民政支持和慈善組織救助的多方合作的體系。雖然該體系尚有待完善,但是基本能夠為我國大病兒童提供生存保障。

   從政策層面來看,我國在兒童先心病醫療領域的政策主要包含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和專門針對兒童的大病醫療救助;踞t療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基本醫療保險和重大醫療保障制度。其中基本醫療保險包含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報銷水平最低,為10%到55%,但覆蓋范圍廣,基本達到95%。重大疾病醫療保障制度將先心病列入20個重大疾病保障類型,已經在全國大部分地區提高報銷比例,將報銷額度提升到70%。在重大疾病醫療保障基礎之上,若補償后患者自付部分超過大病保險補償標準的,再由城鄉居民大病醫療保險對超出部分按不低于50%的比例報銷,綜合實際報銷水平能夠達到60%-70%。國家于2010年在《提高農村兒童重大疾病醫療保障水平試點方案》中將四種兒童先心病納入保障范疇。從各地兒童大病救助的實施來看,對于患有大病的兒童,先經新農合或醫保報銷后,仍有困難的由民政部門給予醫療救助,再由慈善組織給予相應的大病救助金。(12)

   社會公益力量在兒童先心病救助領域發揮著重要的補充作用。目前關注兒童先天性心臟病治療的公益項目和公益機構主要有:愛佑慈善基金會、搜狐焦點公益基金、北京春苗兒童救助基金會、神華公益基金、清華愛心之家、美國趙修平夫婦基金會小紅巾項目、中國光彩事業基金會的中國民生銀行西藏先心病兒童救治項目等。這個救助機制惠及我國患有重大疾病卻沒錢救治的兒童,特別是貧困家庭中患重大疾病的兒童。(13)

   通過對大量慈善機構開展的先心病救助項目的了解,筆者發現這些項目主要存在如下兩個特點:第一,大部分社會組織在進行先心病兒童救助時主要選擇手術風險較低、手術費用較低、存活率較高的簡單先心病進行救助,而由于復雜先心病的救助過程非常復雜,手術風險高、死亡率高、手術費用昂貴等特點,很少有慈善機構愿意涉及復雜先心病,或者僅僅選取其中幾種類型。第二,大部分先心病公益項目在救助過程中主要關注為患兒和家庭提供資金支持和保障手術成功,更加看重整個救助流程的規范、嚴謹和高效,但是對于患兒及其家庭在救助期間以及出院之后涉及的醫患關系處理、情緒關懷、心理疏導、患兒康復、醫保報銷、家庭重建、個人發展等更加復雜的、涉及人文關懷的問題關注較少,人文化服務能力較低。

   總體來看,我國社會組織在過去十年內積極參與到兒童先心病領域的救助過程中,尤其是在簡單先心病的救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在簡單先心病救助領域的項目和資源已經趨于飽和,需要社會組織更多關注復雜先心病的救治,以及在流程化的救治模式之上探索和疊加更多人文化的社會服務。

  

   二、研究方法與理論框架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以北京春苗兒童救助基金會(以下簡稱春苗基金會)(14)為例,對其“醫務社工模式”進行深入剖析。之所以選擇該案例是因為春苗基金會是國內少有的關注復雜先心病兒童救助的公益組織,而且該基金會從2011年項目設立之初就在探索醫務社工這一服務模式,積累了大量的實踐經驗,是我國本土醫務社工模式的典型代表。

   在資料獲取上,本文主要使用深入訪談法和局外觀察法。筆者對該案例有長達五年的持續跟進,多次深度訪談和觀察,對組織機構的戰略調整以及核心項目的發展有比較全面的了解。筆者在2013年參與北京市基金會評估的過程中第一次接觸該基金會,在隨后的五年間持續對該機構負責人、主要員工進行正式的深度訪談和非正式的日常交流,其中正式深度訪談四次(15),此外,筆者和基金會負責人及核心成員也有長期的非正式交流。在訪談交流之外,筆者也獲得了機構內部大量組織管理、項目管理等文檔資料,并通過網絡獲取有關該機構的新聞報道、社交媒體信息等。

   (二)理論框架

   該案例依據的理論框架主要為“公益項目層級理論”和“兒童慈善需求層次理論”。這兩個理論框架均是由陶傳進及其團隊(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公益研究中心和北京七悅社會公益服務中心)在對大量公益組織和公益項目進行深入調研基礎之上提出和構建。(16)(17)(18)

所謂“公益項目層級理論”是指,目前國內的社會組織開展的公益項目除了服務人群和領域越來越多元外,也呈現出了不同的運作模式和專業深度,在社會發展的大格局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傮w來說,按照項目運作模式與專業技術,中國的公益項目大體可以分為五個層級:散財式慈善、流程化公共服務、人文化社會服務、社會治理、社會創新與變革(如圖1所示)。散財式慈善主要是指通過募集善款或物資,向受助群體直接提供資金或物資上的援助,讓他們改善自己的生存或生活條件;流程化公共服務指為受助人提供的公共服務以一種體系化的方式進行,因而服務過程進入到流程化的軌道,強調流程規范和效率;人文化社會服務是指對各類需要幫助的人提供帶有人文色彩的服務項目,其重點并不在于物資層面,而在于人文關懷、人情溫暖的遞送,人格的接納,人與人的平等相處等方面,需要較多的專業社工技術;社會治理的核心在于服務對象或相關方本身的參與和能力提升,其本質含義為一個特定地域內的群體或一種特定類型的群體進行自我管理、實現集體目標的過程,因而社會治理實際上就是通過民主方式的運作,通過公眾的自我組織和參與來實現他們共同目標的過程,這一層面更多需要“參與”和“自主”;社會體制創新主要指引領社會由傳統的自上而下公共服務體系向現代社會自下而上體系的轉變,具體內容可以包含高端的研究、對社會結構轉型的思考及探索、對社會價值問題、體制問題的思考或創新性的引領、對于社會組織發育整體格局的支持、對公民社會建構的促進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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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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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社會建設》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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