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英民:后革命時代的鄉村文化遺民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785 次 更新時間:2019-12-30 17: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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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英民  

  

   我早就聽人說過,本縣遠鄉柳溝村有一位老先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一己之力編了一部字典。當時他已年過花甲,白天要參加生產隊的勞動,晚上就在煤油燈下埋頭寫到半夜。而他即使需要一支毛筆,也要向生產隊里請了假,五更起床,步行幾十里進城去買。又聽說他的稿子曾被上級轉到本省一所大學,專家看過那稿子后說,都什么時代了,這字典居然還用詩韻査字!后來又聽說,老先生已經過世。便常常想,這位老先生是怎樣的一位奇人?不知道他的稿子還在嗎……

   最近,忽然得到了近距離了解這位老先生的機會。見到了他的兩位哲嗣和他遺留下的一批文稿、筆記和來往信札。下邊就憑所獲信息,試圖構勒出這位頗有傳奇意味的老先生形象。

  

  

   這位老先生叫周傳冉,字圣門。辛亥革命那年出生。據說他家有田地三百畝,祖父周福田曾是鄉飲耆賓--這是清代給予鄉村德高望重者的榮譽,可以參加府縣舉辦的鄉飲酒禮。

   也許因為所居偏遠,或者是父輩思想保守,雖然早在他出生之前清廷就宣布廢除了科舉,城里也興辦了學堂,可童年的周圣門所受的仍是私塾教育。他的啟蒙老師是本村的馬秀才;馬秀才的老師是府學案首王秀才;王秀才的老師則是本縣名士周拔貢。周傳冉是周拔貢的三傳弟子,他很為此而自豪。

   據說周傳冉二十歲不到,便已能完篇--這大概是沿襲科舉時代的語言,指能寫出合乎規范的完整文章,當然是古文(現稱文言文)。周圍村莊的碑文壽屏之類,常請他來撰寫。在那時的鄉村,家有恒產又知書達禮、尤其是善書法能撰文者,屬于受人尊敬的階層,甚至可稱為士紳。他們經常出現在婚喪嫁娶等各種禮儀慶典場合,擔任總理、司儀、知客,主持場面;或者被主家懇請點主、撰寫壽序、志狀、挽聯,甚至講堪輿,看風水,是鄉村社會的文化精英。周傳冉年紀輕輕已廁身其中,這大概很令他具有成就感。我們不難想見,進入這個行列,通過努力逐漸積累聲望,使知名度越來越高,幅射范圍越來越大,應是年輕周傳冉為自己設定的奮斗目標,是他的人生愿景。

   但此后天翻地復的社會變動,徹底打破了他的夢想。

   1949年他已年近不惑。他倒是坦然地接受了從受尊重到被改造的角色轉換,只是此時他的行為方式和生活習慣已經定型,這迫使他一切都要從頭開始。他不會干農活,不會理家,不會以一個小農的立場和角度思考和處理問題……所以,他和他的家庭,都很狼狽。

   自然,那些年大家都不富裕,他也從不怕吃苦受累。當份子戴帽子被管制,習慣了也就心安理得。只有遠離了書本和文字,是最使他感到難受的事。

   他一肚子的學問,如果說在新社會有時還能用得上,那就是每年春節的寫春聯。一交臘月,他就開始忙了起來,差不多半個柳溝村,貼的都是他寫的春聯。年底最忙時經常寫到半夜,費力勞神不說,有時還要自備紙墨,但這他也樂意。村中能寫毛筆字的很少,他覺得自已事事都不如人,這是他唯一能為街坊服務的機會。

   但除此之外,他能得親筆墨的機會太少了。沒書看,其難受程度不亞于沒飯吃。但肉體饑餓的痛苦人人都能理解,精神饑餓的難忍只有自已知道。有一年他和兒子拉了一車地瓜去濟寧。賣地瓜本是為了置辦過冬的棉衣,他卻終于無法抵御舊書鋪的誘惑,用買布的錢買回一部《唐宋八大家文集》!

   五十年代初,全國掀起了掃除文盲的運動。他要為掃盲作貢獻,便著手編一部名為《識字音義》的書。于是每天晚上,他從字典里選出常用的字,寫在紙條上,由兩個兒子剪貼為單個的卡片,按自訂的體例分類放在一個個紙袋中,然后由他寫注音釋義。那時政策的極左尚未發展到極致,所以他也還有可能在勞動之余經營自己的小天地。

   --聽到這段敘述,我腦子里不禁出現了這樣的場景:昏黃的燈影,淡淡的墨香,父子三人沉浸其中,遠離人間煙火,不知社會繁囂。那是一個溫馨而詩意的畫面,甚至使人想起乾嘉時代樸學家的生活方式……

   然而現實生活卻是嚴峻而凌厲的。從1958年的大躍進開始,他幾度搬家,居住環境越來越逼仄,妻子故去,父子三人住在一間小茅屋里。他歷年購藏的上千冊書籍也散失殆盡。六十年代初那幾年,他家已是四壁空空,為了謀生,爺仨曾經沿街收廢品,賣土陶,賣青菜,還曾經逃荒到過黑龍江、山西、安徽。到了文革,階級斗爭的弦越崩越緊,氣氛越來越緊張,抄家,批斗,歲無寧日,他每天除要參加生產隊的勞動,還要參加表示懲罰和專政的打掃大街等種種義務勞動。而已完成的《識字音義》,連同僅存的資料也都被焚之一炬。

   他從此徹底地告別了文字和書本。

  


   周傳冉也許做夢都沒想到,在他已是古稀之年的時候,社會生活忽然峰回路轉。黨中央一聲令下,他和幾百萬四類份子一起,恢復了自由之身。

   分田到戶后,有了充裕的時間,他又摸起了筆墨和書本。這時,一件偶然的事,引起了他編一部比《識字音義》更大的書的想法。

   大約文革后期,各級學校剛剛走上正軌,上級給學校配發工具書,本村小學得到一部《中華大字典》。這書是翻印的上世紀二十年代出版物,不僅全是繁體字,而且注音用反切,例句全是文言。對解放后成長起來的一批教師來說,這個工具實在不太好用。不知怎的周傳冉見到了這書,多年極度文字饑渴的他,竟是如獲至寶,通讀了一遍!

   字典一類書,是讓人査的,而不是讓人讀的。只聽說過大學者錢鐘書有讀英文辭典的佳話,而一般人通讀中文字典,周傳冉也許是唯一的。而且,這一讀不要緊,他還發現了的這部字典中有大量的錯誤。他記錄下來,寄給中華書局。這,就是他要自己重新編一部字典的契機。他的這部書就是要給人糾錯的,所以書名叫《音義辨訛》。

   在村中一條東西大街路南的巷子里,我們找到了周傳冉的家。起脊房、木頭門、泥巴地,和村中大多數人家鐵大門、水泥地、磁磚、鋁合金的高大平房相比,明顯已經落后;要是和鶴立雞群般的別墅小樓相比,則已可以說是寒傖破敗。

   他的兩位哲嗣都年已古稀,一直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種地,賣豆腐,其中一位一直單身。他們自己說只有小學程度,但說起與父親有關的一些事來,卻歷歷如數家珍,條理清楚。對諸如唐宋八大家是誰,歐柳顏趙的特點,某當地文人的字、號及軼事之類,也都能敘述明白。想請他們寫下來,則堅予拒絕,說從來沒有動過筆。

   兩兄弟搬出了一個破舊的箱子。打開來,灰塵飛揚,霉味刺鼻。我看到《音義辨訛》的稿本就有二十幾冊,此外還有大量讀書筆記。老先生的讀書筆記也有特色,他讀《三國演義》,居然編成一冊《三國演義姓名目錄》,對書中出現的大大小小人物百多個,每人下記其出現回目和事跡。還有《明朝官員姓名》《各朝代各種族鬼神》,等等。

   這些書稿和筆記摞起來有差不多一米高。都是用普通的白紙訂成線裝書的樣子,大部分是毛筆寫的小楷書,工致整潔,密密麻麻。翻看之下,使人陡然生一種震撼之感。在已經習慣了電子辦公和文字打印的今天,這么多一筆一畫手寫的文字,那簡至使人認為是工藝美術品,是文物,那背后是老先生多少個日日夜夜的嘔心瀝血!

  

  

   在這一堆文稿中,有一篇《音義辨訛說明》,其中說 :

  

   ……將所有漢字俗字、同字、通字、本字、簡化字、古字、籀文字、篆文字、訛字、科化學字、一字數音之字、一音數義之字、葉韻之字、有音無義、闕義有音、古有今無、今有古無之字,一字不缺,一義不遺,約十萬上下。較《康熙字典》、現時《中華大字典》多一半有余……分四聲、五音、八音、開、合、撮、齊一百零六韻,一百三十四行排列。橫豎可讀,有音無字者以紅圈志之;一字有數字及數十字者,首一字用普通字,以便人人可認,注明歷代諸韻、反切、現代漢語字母,按形、按音、按傍筆畫多寡排列,異形者列后……注釋包括子史、經傳、諸子、詩歌、辭賦、天地、山川、飛潛、動植、地理、歷史、器皿、科學、化學、樂器、方言、姓名、疾病、醫藥、食物等……不論文化高低,工農商學兵,聾啞廢疾,除失目外,莫不一指即明,一說即詳,義無一失的效果,名曰《音義辨訛》…… (原文無標點,間有誤字,徑作改正,下同)

  

   可見《音義辨訛》是一部字典。據筆者了解,從清代編《康熙字典》,到民國時的《中華大字典》、《辭源》、《辭!,以及建國后的《新華字典》、《現代漢語字典》、《漢語大詞典》,等等,無不是由數十上百人的一個班子花費數年精力才能完成。而周圣門卻以一人之力,在幾乎毫無參考資料的情況下完成這么大一部字典。這也未免也太神了吧?而且,他釋義中的那些子史、經傳、諸子、詩歌……從何而來?總不會全憑記憶吧?

   文章有敘述編這書的動機和過程:

  

   ……林彪四人幫所行覇權主義,以推薦為綱,有不識字的上大學當教師、任干部……竟把祖國文化傳統弄的黑白不分、是非顛倒,到了千鈞一發岌岌危亡之際,時人憫焉。幸華主席、鄧副主席……粉碎林彪、四人幫,欲挽頹救弊,普及教育,尊重教師……竊喜有祙線薄才、雕蟲小技,在耕云鋤雨之下,光天化日之中,抱精衛填海、荊山泣玉、愚公移山的精神,數次鉆研,廢寢忘食,焚膏繼晷,不惜微生,貢獻于國家人民。不避坐井觀天之誚,以蠡測海之譏……予因文化水平太低,家庭困難,以致蔡倫似玉,蒙恬若金,又缺乏資料、明人指示……難免魯亥之誤。敬仰各位老師同人批評斧正,是予所幸也……

  

   但最關鍵的問題是,書完成后怎么出版。那時候還沒有自費出書的說法--即使有,他也出不起。于是,他便一封又一封地向外發信寄稿,希望得到有關部門的幫助。據不完全的統計,他發信寄稿的單位,有國務院秘書處、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教育部、文化部、中國作家協會、山東大學、《光明日報》社、《文藝報》社、中華書局、山東人民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人民文學》雜志、北京群眾藝術館等,甚至還有轉鄧(小平)副主席。

   --我們不難發現,此時的周老先生對社會世事其實已經相當隔膜。他寫的那些之乎者也的信讓人感到他似乎還生活在上世紀的三、四十年代。他不直說自己缺紙少筆,卻說什么"蔡倫似玉,蒙恬若金"!而且,他竟然不知道,像《文藝報》、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文學》雜志和北京群眾藝術館之類的機關,其職責分工和他的書是八竿子都打不著的關系,他寄這些信是純屬浪費感情、精力和郵資。事實也是這樣,雖然他的信一封封寄出,他甚至還附上回復的郵票,但這些單位能寄回一張諸如"不擬采用,原稿退還"的打印函就是不錯的了。有的被轉到縣級宣傳部門處理,其實也是無法處理,有的根本就如泥牛入海,永無信息。

現在知道的寫這些信的時間,最早是1978年,最晚是1985年?梢钥闯,在那些年里,老先生被撥亂反正后的形勢所鼓舞,發現自己苦熬三十年終于被解放,(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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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sunxu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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