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俊臣:我曾經做過的有關分配問題的研究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29 次 更新時間:2019-12-31 15:09:29

進入專題: 分配問題  

趙俊臣 (進入專欄)  

  

   分配問題牽扯到所有人的切身利益,在對林彪、“四人幫”搞亂的理論撥亂反正中,理所當然地成為學界討論的熱點之一。作為經濟學者我當然不能置身外,也曾經就怎樣理解馬克思的按勞分配理論,及社會上一些普遍關心的問題,做過研究,F在看,那些研究看法都是常識,并無新意,但當時還是有幾分論戰色彩。

  

一、洗去潑在按勞分配身上的污水

  

   按勞分配是馬克思論證社會主義的一種特征,這在今天是人們所公認、共知的常識了。改革開放初期,這個問題的撥亂反正非常重要、非常迫切,而且又非常敏感,幸虧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出面論證,一言九鼎,既“鎮住”了反對派的口,又統一了改革派的意見。在這樣環境下,我以學習鄧小平指示的方式,發表《學習鄧小平同志關于按勞分配的重要論述》(載《經濟問題探索》1983年第9期)。

  

   (一)按勞分配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

   改革開放前的較長一段時間里,“四人幫”的軍師張春橋把按勞分配中等量勞動相交換原則胡說成“資產階級權利”,并由此斷定社會主義社會幾乎全部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中都存在著“資產階級權利”;把要到共產主義社會才應否定的“資產階級權利”,說成是社會主義社會就應該“破除的弊端”。

   鄧小平以徹底地唯物主義觀點和很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明確地指出:“按勞分配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不是資本主義的!保ā多囆∑轿倪x》第98頁,以下只注頁碼);強調“我們一定要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同上)。這些論述,對于解除禁錮人們頭腦的“資產階級法權”的“左”傾思想,無疑起到了非常重大的思想解放的作用。

   按勞分配原則之所以是社會主義性質,而不是資本主義性質,這時因為,它是作為資本主義對立物出現的,是對資本主義按資分配原則的徹底否定,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社會主義本質特征之一。

   按勞分配不但在性質上不是資本主義的,而且也不是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因素和條件。這是因為,第一,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它能引起勞動者在收入上的差別,但不導致占有生產資料的不同;第二,按勞分配堅持“不勞動者不得食”,本身就是反對資本主義剝削、反對不勞而獲的,它要求一切由勞動能力者都必須參加勞動;第三, 按勞分配堅持“多勞多得”, 默認不同等的個人天賦,默認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它反對絕對平均主義;第四,按勞分配揭示了社會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分配之間的關系, 有利于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促進社會主義生產的發展,鞏固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

  

   (二)按勞分配的實質就是按勞動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

   由于“四人幫”反對“等量勞動領取等量報酬”的禍害,我國過去長時期的經濟生活中,普遍地存在著干與不干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嚴重阻礙了廣大群眾積極性的發揮。針對這種平均主義的弊端,鄧小平明確指出:“按勞分配就是按勞動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 (同上):“評定職工工資級別時,主要是看他的勞動好壞、技術高低、貢獻大小”(同上);“要實行考核制度”;“今后職工提級要根據考核成績,合格的就提,而且允許跳級,不合格的就不提”;“獎金制度也要恢復”;“稿費制度也要恢復”;“總的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鼓勵大家上進”。

   鄧小平的以上論述, 是對平均主義理論的清算和行動的糾正。平均主義與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理論是根本不相容的, 因為它不問工作勤惰、技術高低、貢獻大小,都給予一樣的報酬,實際就是讓工作少、技術低、貢獻小的人,無償占有土作多、技術高、貢獻大的人的勞動。這就打擊了勤勞上進的人們的生產積極性,鼓勵了落后,培養了懶漢,阻礙了社會主義生產的發展,影響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發揮,使全體勞動者的利益都受到損害。因此,它不但與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處,而且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反動。

  

   (三)按勞分配必然導致一部份人先富裕起來

   鄧小平依據按勞分配推導出“一部份人先富裕起來”,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按勞分配理論的成功運用和發展。馬克思所講的按勞分配原則,即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這本身就是承認勞動人民在富裕程度上有一定差別的;至于勞動人民富裕有先有后的差別,雖然馬克思按勞分配理論已經包含了這個意思,然而明確地表述出來,并且明確指出承認和保護這種先富后富、富裕程度的差別,從而鼓勵勞動者通過辛勤努力,有先有后、程度不同地共同富裕起來,這在馬克思主義按勞分配理論史上還是第一次,是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按勞分配理論的新貢獻。

   有的同志擔心,允許有先有后、程度不同的富裕,會產生“兩極分化”,影響“共同富!。對此,鄧小平指出:“一部份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作用,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同上)。因此,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勞動者由于勞動數量、質量不同以及瞻養人口不等而造成的富裕先后、富裕程度的差別,和私有制社會的“兩極分化”,是根本不同的;同時,這種差別不但不會造成“兩極分化”,且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經之路。

  

   (四)貫徹按勞分配決不是提倡人們向“錢”看

   在恢復和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的過程中,社會上除出現了一種新的平均主義外,還出現了另一種違反按勞分配原則的傾向,即一切向“錢”看的錯誤傾向。例如有的單位、有的個人,只顧本單位和個人多得收入,不但不照顧左鄰右舍,而且不顧及國家和集體的利益,甚至損害國家的整體利益,其表現一是巧立名目,濫發獎金;二是扯破臉皮,爭鬧工資;三是按酬付勞, 斤斤計較;四是議價成風,亂增收入;五是化公為私,化大公為小公;六是丟開本職工作,到處撈取外快,等等。特別是有的利用職權之便,權錢交易,索取巨額報酬,這已經是違法犯罪了。

   針對這種錯誤傾向,鄧小平及時指出:“我們提倡按勞分配,承認物質利益,

   是要為全體人民的物質利益奮斗。每個人都應該有他一定的物質利益,但是這決不是提倡各人拋開國家、集體和別人,專門為自己的物質利益奮斗,決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錢’看。要是那樣,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還有什么區別?我們厲來主張,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個人利益要服從國家和集體的利益”。( 第297 頁) 這些論述,為克服一切向“錢”看的錯誤傾向,指明了方向。

   專門為個人的利益奮斗而一切向“錢”看的傾向,是根本違反按勞分配原則的。因為按照馬克思的按勞分配原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按勞分配并不是把社會總產品全部地、“不折不扣”地全部分給勞動者個人,而是在分配時,社會和集體首先要對社會總產品進行各項必要的扣除,包括用以補償消費掉的生產資料部分、擴大再生產的追加部分、生產方面的后備基金或保險基金、行政管理費用、教育保健設施等滿足共同需要的部分、社會保險基金等等;如果沒有這些扣除,勞動者個人的利益最終也要受到損害。因此,那種不顧國家的整體利益和集體的利益,而一味地一切向“錢”看,分光吃光,以及損害國家和集體利益的行為,都是與按勞分配原則相違背的。


二、農村包干分配中的“標準產量”是怎樣成為衡量按勞分配中“勞”的尺度?

  

   中國的改革開放自安徽小崗村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為標志的家庭聯產承包制為開端,經歷了保守勢力的驚濤駭浪般的頑強反對,他們的理由是違背了社會主義公有公營和按勞分配的原則,幸虧有鄧小平、萬里等老一輩領導人的有力支持,才得以在全國推廣。期間,改革派學者發明出“按標準產量分配”的觀點,提供了理論支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高級研究員林子力在通過實地調查而寫成的文章(載1982年8月27日《人民日報》) 中提出“標準產量”的新概念。他認為,農民在實踐中創造的大包干“交夠國家,留足集體,剩下都是自己的”分配制度,即“聯產計酬”取代過去的旁動日制度,依據不同的承包地畝在正常狀況下過去三年的平均實際產量,加上可靠的增產潛力作出規定,實質是在一個集體內耕種承包地畝必須付出的平均勞動量,是一個客觀的尺度,按標準產量分配也就是按勞分配。其后他又在《論聯產月氏包責任制——中國社會主義農業合作經濟的新形式》(《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第6期)和《論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農業發展道路》(《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2期)進行了展開論述。

   大包干分配即按標準產量分配,這里分配的尺度一個是“產量”,一個是“勞動”,為什么“產量”、“標準產量”能夠成為衡量勞動的尺度?標準產量怎么和按勞分配等同起來。我經過研究,寫出《關于正確認識包干分配性質的幾個問題》(載北京大學經濟系《經濟科學》1984年第2期),試圖回答這個問題。

   我首先認為,標準產量本身反映的是凝固(物化)勞動形態,而不是非勞動。因為,所謂勞動有潛在的、流動的和凝固的即物化的三種形態。實踐證明,在農業生產中,潛在形態和流動形態都不能準確地反映出勞動者對社會貢獻的勞動量;而凝固即物化形態的勞動,才一次性、準確地、無可爭辯地反映了農業勞動者對社會付出的勞動量。因為現實的勞動量即勞動者體力和智力的支出,有以下幾種考核因素:一是勞動時間,二是勞動強度,三是勞動復雜程度,四是勞動熟練程度,五是勞動質量,六是勞動的有效性。這六大因素在勞動的凝固即物化過程中, 是互相制、互相影響。只有綜合考察這六個方面的因素,才能全面反映農業勞動者的現實勞動量,單憑其中一個或兩個因素,當然是片面的;而這六個因素最終都由其勞動的物化結果——勞動產品準確地反映了出來。

   所以,產量,也只有產量,才能反映出勞動者付出的現實勞動量。

   其次,標準產量在確定時是以土地的承包均等性為前提條件的。在勞動對象——土地承包大體均等的條件下,勞動者付出的活勞動和物化勞動越多,得到的產量收益也就越多。

  

   再次, 標準產量反映的是一個地區、一個生產經營集體內部,在正常年景下社會平均勞動。我們知道,各合作經濟內部確定包產指標時,一般都是按照每塊地前三年的平均產量作基礎,并考慮當年的增產潛力來作出規定的。這樣,在包產合同中的包產指標,就具有社會平均勞動的性質。超過包產指標,說明他付出的勞動多,反之則少。

其四,產量之所以能夠成為衡量現實勞動的尺度,還在于它是現階段按勞分配實現的一個前提條件。馬克思曾經講過:“能分配的只是生產的成果”(《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 98頁);恩格斯也講過:“分配方式本質上畢竟要取決于可分配的產品的數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75頁)。確立這樣一個前提條件,是因為如果沒有任何產品可供分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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