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森 張凡 孟娟:沖突轉化:醫療糾紛治理機制建設的關鍵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83 次 更新時間:2020-01-01 23:55:03

進入專題: 醫療糾紛治理  

武森   張凡   孟娟  

   【摘要】當前各地治理醫療糾紛的主要工作機制,可以歸結為沖突處置、沖突化解和沖突轉化三個層次,不同層次的目標定位對管理方式選擇具有決定作用。其中,糾紛轉化層次是“結構優化”的長期導向,更重視制度和規則的改進。在這些機制中,醫療糾紛人民調解機制和醫療風險分擔機制起到關鍵和核心作用。山西省開展的以醫療責任保險與醫療糾紛人民調解機制結合的醫療糾紛社會治理,為整體醫療糾紛治理機制的建立和健全提供了重要探索經驗。

   【關鍵詞】醫療糾紛治理  機制  山西  一站式調賠服務

   作者:武森,山西第三方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主任,太原仲裁委員會醫患糾紛仲裁院副院長;張凡,山西醫科大學第一醫院醫患溝通辦副主任;孟娟,山西省青年法律工作者協會顧問。

   近年來,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發展迅速。根據國家衛健委公布的數據:2018年末,全國醫療衛生機構總數達997434個,比上年增加1%;全國醫療衛生機構總診療人次達83.1億人次,比上年增長1.6%;居民人均預期壽命由2017年的76.7歲提高到2018年的77.0歲。在全國醫療衛生事業迅速發展的同時,全國醫療糾紛數量也逐年增多。2013年到2017年,我國醫療糾紛數量實現了五年小幅遞減,但糾紛總量仍處于高位水平,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其表現多樣,社會危害較大,原因復雜涉及多個層面,需要長期治理。當前,在我國的醫療糾紛治理機制里,醫療糾紛人民調解機制和醫療風險分擔機制起到了關鍵和核心作用,本文通過解析我國醫療糾紛治理機制及以山西實踐為例,對此進行分析研判。

  

   一、醫患糾紛主要特點、成因及危害分析

   醫療糾紛主要表現為兩個特點。一是量多面廣。據了解,高達98.4%的醫院都發生過醫療糾紛,相對而言,二級及以上醫院就診人次多,高危病人多,發生醫療糾紛絕對數較大。以山西省為例,目前山西省內400多家二級以上醫院幾乎都發生過醫療糾紛,有的屢屢發生。近幾年,隨著國家分級診療政策的逐步實施,基層醫療機構的就診人次大幅上升,對基層醫療機構形成較大的診療壓力,醫療差錯和糾紛事件呈明顯的抬頭趨勢。二是形式多樣。在2005年到2015年10年間,醫療糾紛極易升級為沖突事件,有的患者或家屬在醫院掛橫幅、設靈堂、燒紙錢、擺花圈、發傳單,有的聚眾靜坐、呼號、堵塞醫院出入大門和周邊交通,有的占據或圍堵辦公場所,有的侮辱、威脅、圍攻、毆打醫務人員或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一些社會閑散人員甚至社會黑惡勢力參與鬧事,實施打、砸、搶、燒等嚴重違法犯罪,嚴重擾亂正常醫療秩序和社會秩序。2015年以來隨著國家打擊涉醫違法事件、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等相關政策的實施,社會閑散人員、醫鬧分子逐步絕跡,采用非法手段打砸鬧醫院等惡性事件呈明顯下降態勢,但醫療糾紛數量并沒有明顯減少。

   醫療糾紛的成因主要來自三個方面。第一是患方因素。從患方看,導致醫療糾紛的因素主要有:一是對治療結果期望值過高,但對病情的嚴重程度、醫學的未知性和診療風險缺乏科學認識,認為花了錢就能治好病,一旦達不到理想治療效果就產生不滿情緒;二是維權意識普遍增強,一旦發生醫療事故或過錯,千方百計想獲得更多賠償。第二是醫院因素。由于醫院級別不同,醫療條件不一樣,醫務人員素質參差不齊,醫療服務水平存在明顯差異,因素質、態度等問題引發的醫療糾紛時有發生。醫務人員有的技術水平不高,臨床經驗不足,對疾病不能做準確的診療;有的責任心不強,觀察病情不細致,處理問題不及時,誤診、漏診現象時有發生;有的服務態度不好,執業過程中缺乏人文關懷,疏于溝通解釋,引發患者及其家屬不滿;部分醫療機構公益性淡化,管理者重臨床、輕管理,醫療核心制度落實不到位,不嚴格執行三級醫生負責制,組織會診不及時,查房流于形式、危重病人交接班制度不落實,雙休日、節假日急診?漆t生配備不齊全等。此外,不同醫院醫護人員之間對疾病的治療解釋口徑不一也常引發患方不滿。這些問題都直接或間接引發醫療糾紛。第三是醫療保障因素。首先,醫療資源與群眾就醫的供求矛盾突出,存在“看病難”問題。我國醫療資源總體不足,中小城市優質醫療服務資源較少,難以滿足人民群眾的就醫需求。特別是農村和社區衛生發展滯后,群眾進城就醫、異地就醫比較普遍。城市大醫院人滿為患,看病難問題十分突出。其次,醫療機構履行公益服務不到位,存在“看病貴”的問題,在目前的醫療體制下,醫療機構的運行主要靠醫療服務和醫藥費,有的醫院實行醫務人員個人收入與業務工作量掛鉤、科室核算等辦法,既加重了患方負擔,也造成患方對醫方的不信任;颊呖床【歪t負擔重,在診療中未取得期望療效的同時,會背負沉重的經濟負擔,出現“人財兩空”的情況,患者心理承受能力低,易引發情緒失控,產生過激行為。

   醫療糾紛愈演愈烈,不僅嚴重危害正常的醫療秩序,損害群眾的健康權益,而且引發醫方、患方和社會群眾等多方面不滿。一方面,醫療糾紛反映了患方對診療效果、醫務管理等問題的不滿;另一方面,通過示范作用誘發其他患者的效仿。同時,醫務人員對醫療糾紛中醫療秩序受到沖擊也產生了不滿情緒,學生報考醫學院校的比例逐年下降,醫院近幾年來出現的“兒科荒”就是醫療糾紛導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再者,每起糾紛的處理,少則需要兩三周的時間,多則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時間,導致許多醫院主要領導的精力不能集中關注于醫院的建設和發展。醫務人員缺乏安全感,在診療過程中采取保護性措施,不敢施行較為先進但風險較大的醫療技術,甚至實施過度檢查、過度治療等保護措施,反過來又加重了患者的經濟負擔。而群眾對醫療糾紛中患方普遍持同情態度,不支持醫方,有的還把對醫方的不滿情緒擴大為對醫療體制、對社會甚至對政府的不滿。這些都從根本上影響了醫療衛生事業的健康發展。

  

   二、當代我國醫療糾紛治理的主要機制

   醫療糾紛快速增長,引起了黨中央、國務院和各地政府、社會各界的普遍重視,2009年以來國家及各地政府部門紛紛出臺醫患糾紛治理的相關政策法規,這些政策法規從醫療糾紛社會治理的政府體制保障、醫療糾紛預防調處、患者權利與約束等方面進行了規定。有研究表明目前各地在化解醫療糾紛時主要采取了10種工作機制。

   (一)政府部門分工機制

   在各地出臺的相關制度中,幾乎全部規定了政府不同部門的具體分工情況,但不同部門在相關制度中被明確提到承擔一定職責的比率存在顯著差異:衛生、司法、公安三個部門扮演著最關鍵的角色;保險監督管理機構、財政部門、民政部門扮演著比較重要的角色;價格主管部門、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門、宣傳部門、綜治和維穩部門、監察部門、民族宗教部門、基層政府也在一些制度規定中出現,但職責功能相對比較零散。

   (二)聯席會議協調機制

   大部分制度明確規定了醫療糾紛治理的領導協調機制,或強調了政府不同部門之間的協調和配合,主要表現為對聯席會議協調機制或領導小組的規定。相關規定主要有三個特點:(1)強調政府的綜合協調作用,或建立聯席會議,或明確領導小組,并確定該組織的負責領導及組成部門;(2)涉及多個政府部門,主要包括:司法、衛生、財政、銀保監、公安、綜治、法院、宣傳、民政等;(3)該協調機制的作用包括:一是督促有關部門依法履行好自身職責,二是協調解決在醫療糾紛治理過程中遇到的重大問題。

   (三)衛生系統應急機制

   醫療糾紛最起初的發生地是醫療機構,而醫療機構歸衛生行政部門直接管轄,所以,醫院和衛生管理部門就成為最直接應對醫療糾紛的主體。對衛生系統應急機制的規定主要包括告知患者應當采取的辦法和程序、組織專家討論、封存現場和資料、及時向公安機關報案、做好調查取證工作等。

   (四)患方暴力防控機制

   絕大部分制度明確規定了患者嚴禁采取的具體行為類型。具體而言:如禁止阻礙醫生執業,侮辱、誹謗、威脅、毆打醫務人員或侵犯醫務人員人身自由行為,禁止“違規停尸或搶奪尸體”兩類行為,禁止破壞、搶奪、盜竊、醫院的設備、財產、檔案等,禁止“設靈堂、擺放花圈、燃放鞭炮”“聚眾占據醫療機構”“拉橫幅”“貼大字報”等行為。針對這些行為,公安部門接到上述警情后,應當及時趕赴現場,處置違反治安管理的行為,對尸體進行合理處置,對患方教育疏導,防止其過激行為。

   (五)患者權利保障機制

   大部分制度對患者一方所具有的權利及實現方式進行了明確規定,也有部分制度基本沒有提及患者的權利保障。例如,寧波等7個地市的文件提到了患者權利,但基本上都比較簡單,未詳細展開。在對患者權利保障機制明確保障的制度中,主要提到的要保障患者的權利包括醫療權、知情權、決定權、隱私權等。

   (六)調解經費保障機制

   幾乎所有調解制度都明確規定醫調委的調解工作不向患者或醫院收取任何費用,但對于醫調委調解經費的來源規定卻不一致。例如天津市等8家省市級政府規定,醫調委的相關工作費用由財政統籌解決。如果不考慮是否由財政全額保障,只要有對醫調委工作經費來源相關保障的規定,就視為具有經費保障機制的話,那么約占七成的制度對經費來源進行了明確規定,其余三成制度則沒有明確經費來源。

   (七)醫療風險分擔機制

   絕大部分地方的制度明確規定了醫療風險的分擔機制,在規定了該機制的制度中,福建泉州市等地規定公立醫療機構必須參加醫責險,浙江、廣東、上海等多數省份、直轄市規定“參加或應當參加”,湖南、廣東等地方采用“指導、引導、推動”等更“軟”的詞,馬鞍山、福州、遵義等地市規定“醫療機構按國家和本市有關規定參加醫療責任保險”。

   (八)醫調委的工作機制

   大部分制度對醫調委的工作提出了具體要求。主要集中在:對醫調委性質與領導機關的規定,對調解員及回避情況的規定,對咨詢專家的規定,對調解過程和程序的要求,對受理范圍的規定,對申請調解形式的規定,對調解期限的規定,對保密的規定,對調解原則的規定,對調解協議及其履行的規定等。

   (九)過錯責任追究機制

   所有制度都規定了對相關過錯責任的追究,是相關制度規定中最具有普遍性的機制之一。主要包括:對采取禁止行為表達訴求的患者及其他人員的法律責任的追究,對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的法律責任的追究,對調解員法律責任的追究,對采取不當方式報道的新聞媒體的責任的追究,對相關政府部門工作人員玩忽職守、不履行法定義務的追究等。

   (十)數據信息正面引導機制

   數據信息正面引導機制主要是指相關主體在糾紛處置后,應盡可能地在已經發生的糾紛中尋找能夠防止類似糾紛再次發生的做法或經驗。如上海市規定“衛生計生部門應當對醫患糾紛中有關醫療質量安全的信息定期進行統計分類、分析評價,并向醫療機構發布指導意見”。

上述醫療糾紛治理的十個機制,可以總結區分為沖突處置、沖突化解和沖突轉化三個層次,不同層次的目標定位對管理方式選擇具有決定作用。糾紛處置層次是“秩序恢復”的結果導向,采用控制性手段是必要的。糾紛化解層次是“能量疏導”的過程導向,采用平等的對話性方式化解糾紛。糾紛轉化層次則是“結構優化”的長期導向,更重視制度和規則的改進。在這些機制中,醫療糾紛人民調解機制和醫療風險分擔機制起到關鍵和核心作用。當前通過建立醫調委、推行醫責險統保等方式,實現對醫療糾紛的綜合治理,已成為各地的普遍共識。實踐證明,這套制度體系也確實對醫療糾紛化解、醫療秩序重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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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5366798.live),欄目:天益學術 > 政治學 > 公共政策與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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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社會治理》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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