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國利:陳寅恪對“以詩文證史”史學傳統的繼承和發展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63 次 更新時間:2020-01-02 00:18:39

進入專題: 陳寅恪   以詩文證史  

徐國利  

   內容提要:“以詩文證史”是指以詩詞歌賦和筆記小說等文學作品作為史料來研究歷史和書寫歷史。宋代以來的史家開始自覺地將詩文作為史料使用,形成了“以詩文證史”的史學傳統。中國現代史家繼承和發展了這一傳統,陳寅恪是其中最有成就的史家。首先,他在理論上對“以詩文證史”作了重要闡發,詳細闡釋了中國古詩具有史料價值的原因和以史證史和釋史的方法,還論述了小說具有四方面的史料價值和以小說證史的方法。不僅如此,他還大量運用古詩和小說等古詩文治史,寫出大量以詩文證史的著述,其中《元白詩箋證稿》和《柳如是別傳》為經典之作。陳寅恪“以詩文證史”的理論貢獻和實踐成就為中國現代史學用文學作品研究歷史提供了重要范式,促進了“以詩文證史”傳統的現代轉換。

   關 鍵 詞:陳寅恪/以詩文證史/史學傳統

   作者簡介:徐國利(1966- ),男,安徽祁門人,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史學理論及史學史、中國近現代史。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多維視角下傳統史學與中國現代新史學關系研究”(項目編號:12BZS002)。

   “以詩文證史”是中國傳統文史觀的題中之義,基本含義是用詩詞歌賦和筆記小說等文學作品作為史料來研究歷史和書寫歷史。這種傳統的形成是與中國傳統文學的“詩言志”“文以載道”及“道不離事”的理念密不可分的。宋代以來諸多史家開始自覺將詩文作為史料,形成了“以詩文證史”的史學傳統。這種傳統為中國現代史家所繼承和發展,陳寅恪為此做出了卓越貢獻。他不僅在理論上深入闡發了詩詞和小說的史料價值,提出了“以詩證史”和“以小說證史”的治史方法,并在史學研究中大量運用,為中國現代史學利用文學作品研究歷史提供了重要范式,促進了“以詩文證史”傳統的現代轉換。學術界對陳寅恪“以詩文證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詩證史”和“詩史互證”方面,對其引小說證史和“以詩文證史”與該史學傳統的繼承發展關系卻缺乏專門探討。故此,拙文擬對該問題作進一步的研討。

  

   一、“以詩文證史”的史學傳統

   在中國史學史上,南朝史家開始引小說來注釋史書;宋代史家開始自覺地將詩文作為史料使用,確立了“以詩文證史”的史學傳統;明清史家在理論和實踐上發展了該傳統。中國現代史家將這一傳統加以繼承和發展。

   中國古代“以詩為證”的方法起源很早,先秦諸子“引詩”已成風氣,《荀子》引詩最多,《孟子》次之,到漢代,毛公解《詩》每篇必言后妃之德和《春秋》史實。明確“以詩文證史”的是南朝劉宋的裴松之,他引《搜神記》等筆記小說注《三國志》[1]。到宋代,司馬光和歐陽修等史家開始對“以詩文證史”作理論闡發,并在史書編纂中大量引用小說和詩賦。司馬光談及《資治通鑒》的編撰時說:“遍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淵海,抉撻幽隱,校計毫厘。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盵2](P270)將“遍閱舊史”與“旁采小說”相對應,說明他高度重視小說的史料價值,將其視為與“舊史”(史書文獻)等同的重要輔助史料。他與范祖禹談如何編《資治通鑒》長編時還詳細說明了小說的擇用方法和要求:“請且將新、舊《唐書》紀、志、傳及《統紀補錄》并諸家傳記小說,以至諸人文集稍干時事者,皆須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湫蕖堕L編》時,請據事目下所該新舊紀、志、傳及雜史、小說、文集盡檢出一閱。其中事同文異者,則請擇一明白詳備者錄之!盵3](P160-162)在他看來,小說可以補充正史的不足,“其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在高鑒擇之”[3](P162)。此言充分體現了對小說史料價值的辯證認識。關于如何采擇詩賦,他說:“詩賦等若止為文章,詔誥若止為除官,及妖異止于怪誕,詼諧止于取笑之類,便請直刪無妨;或辭賦有所譏諷,詔誥有所誡諭,妖異有所儆戒,詼諧有所補益,并告存之,大抵長編,寧失于繁勿失于略!盵3](P162-163)可見,詩賦能否采作史料,關鍵在于是否“有所譏諷”,即是否有警示和借鑒意義。歐陽修雖然沒有對小說和詩賦的史料價值和運用作深入闡述,但所纂修的《新唐書》和《新五代史》都采用文學作品作為史料。

   明末清初以后,文史學界對以詩文證史的理論闡述更為豐富和深入。黃宗羲提出了文集和詩能彌補和參正史籍記載不足的重要觀點。他在讀姚牧庵、元明善的文集后說:“宋、元之興廢,有史書所未詳者,于此可考見!逼渚帯赌侠孜亩ā,“所載多亡國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于史氏之缺文一也”[4](P85)。關于詩與史的關系,他說:“孟子曰:‘《詩》亡然后《春秋》作!窃娭c史,相為表里者也。故元遺山《中州集》竊取此意,以史為綱,以詩為目,而一代之人物,賴以不墜!盵5](P10)他認為詩能反映眾多人生和社會生活:“夫詩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亂,皆所藏納!盵6](P203)詩還可以補史書之闕失和糾正史書之錯訛,宋元明清“其從亡之士,章皇草澤之民”的詩詞,“無關受命之筆,然故國之鏗爾,不可不謂之史也”;其中萬履安的詩,“真詩史也,孔子之所不刪者也”[7](P47-48)。晚明文壇宗主錢謙益更是闡揚“詩史”論,說:“孟子曰:‘《詩》亡然后《春秋》作!洞呵铩肺醋饕郧爸,皆國史也。人知夫子刪《詩》,不知其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為續《詩》!薄叭越,史自史,詩自詩,而詩之義不能本于史。曹之《贈白馬》,阮之《詠懷》,劉之《扶風》,張之《七哀》,千古之興亡升降,感嘆悲憤,皆于詩發之。馴至于少陵,而詩中之史大備,天下稱之曰詩史!盵8](P800)這里提出了兩個重要觀點,一是三代以前詩即是國史;三代以后,詩、史雖相分,但杜詩仍具備史的內容和功能。為此,他用“詩史互證”方法完成了20卷的《杜工部詩箋注》。在他看來,明末清初遺民舊老之詩足以續史,“至今新史盛行,空坑、厓山之故事,與遺民舊老,灰飛煙滅?贾T當日之詩,則其人猶存,其事猶在,殘篇嚙翰,與金匱石室之書,并懸日月。謂詩之不足以續史也,不亦誣乎?”[8](P801)章學誠對“以詩文論史”也有重要論述。首先,他提出“文集者一人之史”的觀點,“文集者,一人之史也。家史、國史與一代之史,亦將取以證焉”[9](P557)。其次,詩可補史書記載之不足。他說:“《詩》類今之文選耳,而亦得與史相終始者,何哉?”“土風殊異,人事興衰,紀傳所不及詳,編年所不能錄,而參互考驗,其合于是中者,如《鴟梟》之于《金滕》,《乘舟》之于《左傳》之類;其出于是外者,如《七月》追述周先,《商頌》兼及異代之類,豈非文章史事,固相終始者與!”[10](P855)他在談到史志文獻引用時則說:“倘風俗篇中,有必須征引歌謠之處,又不在其例。是又即《左》《國》引諺征謠之義也!盵11](P859)其他學者對詩和小說的史學價值也多有闡發。清代學者浦起龍論杜詩時說:“史家只載得一時事跡,詩家直顯出一時氣運。詩之妙,正在史筆不到處!盵12](P107)這種觀點強調了詩含有史書無法具備的歷史信息。三大考據史家之一的王鳴盛提出小說與實錄有相同的價值,說:“大約實錄與小說互有短長,去取之際,貴考斟酌,不可偏執!粍t采小說未必皆非,依實錄未必皆是!盵13](P1407)總之,明末清初以來許多學者認識到詩詞、小說和文集可以證史和補史,而且已經成為一股重要的學術思潮,并被廣泛運用到當時的文史創作和研究中去。

   由此可見,宋代至明清文史學家對“以詩文證史”的論述已經比較全面和深入,主要包括:從不同角度闡發了詩歌和小說具有史料價值的多種原因;指出詩歌和小說具有多方面的史料價值,不僅可以彌補和修訂史部文獻史料的不足,甚至與實錄等史部文獻一樣具有同等價值;要高度重視詩賦和小說的史料價值,并采用正確的方法來處理這一問題。

   中國史學進入現代發展階段以后,許多史家繼承和發展了“以詩文證史”的優良傳統,其中陳寅恪的貢獻尤為卓著。他對“以詩證史”和“以小說證史”的理論和方法分別作了深入闡發,并在史學研究上大力踐行,特別是寫出《元白詩箋證稿》和《柳如是別傳》等經典之作,為“以詩文證史”傳統的現代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以詩詞證史的理論與實踐

   陳寅恪極力發掘詩詞的史料價值,并在史學研究中大量運用,成為其史學研究的主要方法,即“以詩證史”“援詩入史”或“以詩釋史”的方法!对自姽{證稿》和《柳如是別傳》是這一研究的結晶。陳寅恪的元白詩研究始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1927年寫的《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就用了元白詩的典故“連昌舊苑”和“曾聆法曲侍瑤宮”。1933年在《清華學報》8卷發表《連昌宮詞質疑(附印故宮博物院所藏連昌宮詞圖)》一文。大致在1934年,在清華中文系開設文學專家研究課形式的“元白詩”課程。1941年,寫出《讀〈鶯鶯傳〉》一文[14]?箲饡r期,《元白詩箋證稿》初稿在成都完成[15](P131),1950年由嶺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室正式刊行。1954年前后,在廣州中山大學開設“元白詩證史”課程,系統講述中國詩歌特別是唐詩和元白詩具有史料價值的原因。

   陳寅恪將中國古詩與外國詩對比,解釋了中國古詩具有史料價值的原因。他說:“中國詩雖短,卻包括時間、人事、地理三點。如唐詩三百首中有的詩短短二十余字耳……外國詩則不然,空洞不著人、地、時,為宗教或自然而作。中國詩既有此三特點,故與歷史發生關系!盵16](P483)他之所以對唐詩史料價值的闡述和運用相當多,不僅是因為隋唐史是其史學研究的重點,還因為唐代是中國詩歌最盛的時代,唐詩不僅數量多,而且內容涵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有學者說,陳寅恪之所以認為唐詩的史料價值最高,因其作者多至二千余人,具有廣泛代表性,能反映各階層社會之生活與思想[17]。陳寅恪說:“唐詩有很多材料,可補充唐史料的缺乏。唐詩有種特性:與作者的社會階級及政治生活有密切的關系!痹蚴俏鋭t天對科舉制的改革,把它改為進士科與明經科,“帖括是完全靠記憶的,不用思想。因之,為高才者所不喜歡。武則天注重進士科,那便不管是什么人,也不分地域,只要能做詩,做文章,尤其是詩,便可到洛陽考進士。因此所有的人,都可以因會做詩,而爬到最高的地位。門閥的制度被推翻,社會的關系也由此而擴大,因之唐詩便成為對于歷史很有關系的材料”[18](P476-477)。又說,唐詩之所以包括許多史料,“一、因為高宗、武則天重詞科、進士科。二、選取的人不限門第高低。女人、和尚都有能做詩的。如賈島本名無本,也能做詩。階層已擴大,詩中包括的史料,也就多了”[18](P482)。唐詩有五方面的史料價值:一、糾正錯誤;二、說明真相;三、別備異說;四、互相證發;五、增補缺漏[18](P479-480)。在唐詩中,陳寅恪特別看重元白詩,很早就注意并系統研究元白詩及其史料價值,并撰寫出《元白詩箋證稿》。有學者說:“早年清華中文系曾開一系列之‘中國文學專家研究’課程,寅恪專授‘元稹白居易’,可見其研究元白,歷有年數!盵15](P131)元白詩為何有如此高的史料價值?他說:“一、時代關系。如李太白在前而李商隱在后,元白之詩正在中唐時代,說上說下皆可。二、唐人詩中看社會風俗最好。元白詩于社會風俗方面最多,杜甫、李白的詩則政治方面較多。三、又以元白詩留傳者較多!盵16](P484)可見,元白詩是研究社會史的重要史料。

那么,如何以詩特別是以元白詩證史和釋史呢?陳寅恪說,由于中國詩包括時間、人事、地理,與歷史發生了關系,故唐人有本事詩,宋人亦有唐詩紀事,但敘事無系統無組織!氨臼略娭徽f到一個人、一件事,一首首各自為詩。即使是某人之年譜附詩,也不過把某一個人之事記下來而已,(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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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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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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