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忠:略談新中國70年來史學理論研究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00 次 更新時間:2020-01-02 00:24:36

進入專題: 史學理論  

喬治忠  

   隨著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中國史學理論研究與整個歷史學科一并進入一個全新時期。在這個全新的時期,史學界全面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確立了唯物史觀在歷史學科中的主導地位。70年來,史學理論研究取得豐碩成果,也經歷了一些曲折。

  

   運用唯物史觀認識中國歷史

   自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一直處于不斷發展壯大之中。特別是在延安時期,唯物史觀獲得較為系統的發展,培養了一大批思想堅定、學術精深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新中國成立后,他們成為新的史學理論推行和建設的中堅力量。歷史唯物主義的嚴密邏輯、完整系統以及思想方法的優越性,是任何其他史學流派所不能比擬的。無論年輕學子還是原來的賢達耆舊,一經學習,多數人都會心悅誠服。因此,新中國成立初期,在當時的史學界,對接受唯物史觀總體上進展順利,充滿朝氣蓬勃的氣氛。

   不言而喻,新中國成立初期開展的歷史學之理論研討,主要集中于如何以唯物史觀的原則和方法來認識中國歷史。這是當時學術和社會的迫切需要,嚴格言之,屬于歷史理論的研討。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下研究中國歷史,面臨不少難題,學者之間也頗有見解上的分歧,因而形成長期爭論不休的局面,這在學術上是完全正常的。難題與議題逐漸明朗,被歸納為史學界的“五朵金花”,即在唯物史觀為指導的框架下,探索中國古史分期、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國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以及漢民族的形成等問題。

   這些既富于宏觀視野、理論深度又具備史實考索的大課題,吸引了學者的廣泛探求,并得到全社會成員的關注,促進了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普及,推動了歷史資料的發掘,在論辯的過程中鍛煉了歷史學者的理論思維。至于未能取得完全一致的結論,這是十分正常的。此外,關于歷史人物評價標準的討論、研究歷史的階級分析與歷史主義之間關系的爭論等,也曾成為學術熱點,論辯中涉及史學理論、史學方法的內容。

   新中國成立后的20多年間,歷史理論的研究大體如此。在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話語體系的同時,也曾出現“左”傾思潮和教條主義傾向,以及將學術問題政治化、上綱上線的做法。

  

   重新探索重大問題

   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歷史學理論問題的研究有一個過渡時期。隨著改革開放春風吹遍神州大地,史學界繼續批判“左”傾思潮對中國歷史的曲解,將以往爭議的重大問題和被壓制的見解重新進行探索,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景象。

   1979年3月23日至4月2日,在成都舉辦了全國性歷史學規劃會議,研討今后中國史研究的取向,并且討論了幾個重大的歷史理論問題。例如,中國古代農民戰爭是否推動歷史進步,階級斗爭是否為唯一的歷史動力,究竟什么是歷史發展的動力。與會者暢所欲言,各抒己見,消除顧忌,激烈論辯,提出的許多見解都是前所未有的。與會學者對中國歷史研究提出了多方面規劃和建議,同時倡導加強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學習與研究。

   此次會議的最大意義在于,從歷史理論層次反思以往,開拓多種思路,推動中國古代歷史研究出現活躍局面并持續多年。隨后,規格不一的歷史學會議于各地舉行,論文踴躍發表,涉及中國古代社會是否經歷過奴隸制社會,歷史發展有無規律,自恩格斯、列寧開始確認的五種社會形態(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學說是否成立。

   此類重大理論問題皆出現歧見紛紜、激烈爭議的現象,而且延伸至21世紀,加之一些西方史學流派的影響,更是光怪陸離。其中不乏新思卓見和富于啟發性的論點,但也存在舊調重彈、理路偏頗甚或沉渣泛起的現象。但是,不少學者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批評了錯誤的見解,這是值得注意和肯定的。

  

   掀起史學理論研究熱潮

   在對歷史理論繼續研討和論辯的同時,史學界意識到史學理論與之有別。歷史理論是對人類社會歷來發展進程的概括與總結,而史學理論應當是針對歷史學本身的總結與概括,二者的研究對象不一,乃為明顯的性征。1986年12月,陳啟能率先發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光明日報》1986年12月3日),旗幟鮮明地指出了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的區別,并且指出學術界對史學理論的研究還十分匱乏,理應加強。瞿林東迅即響應,發表《史學理論與歷史理論》(《史學理論》1987年第1期)指出“史學理論與歷史理論是兩個既互相聯系又互相區別的研究領域”,并且論述了二者研究主題的不同和有所交叉的內容。學科理念的明晰,有力地促進了史學理論研究的進展。1987年9月2—6日,全國第四屆史學理論研討會在四川召開,議題只有一個,即歷史認識論。會議對于歷史認識的性質和特點、歷史認識論的進程與層次、歷史認識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系等,進行了認真討論,許多不同見解相互論辯。這些對于歷史認識論的不同認識,很快擴展到整個史學界,促進了理論層次的思考與研究,相關論文層出不窮,史學理論正式以相對獨立的學科地位展開了研討。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史學理論研究的亮點之一是對于歷史認識論的探討。劉澤華與張國剛合寫的《歷史認識論綱》(《文史哲》1986年第5期)、《歷史研究中的價值認識》(《世界歷史》1986年第12期)的發表,揭開了研討的序幕。隨后,劉澤華與喬治忠合寫的《論歷史研究中的抽象性認識》(《紅旗》1988年第11期)、劉澤華與葉振華合寫的《歷史研究中的考實認識》(《文史哲》 1989年第1期)兩文繼續推進。同時,借助1987年第四屆全國史學理論研討會的暖風,大量關于歷史認識論的論文破土而出,如陳啟能《論歷史事實》(《史學理論》1987年第4期)、趙軼峰《論歷史認識的相對性》(《歷史研究》1988年第1期)、李振宏《論史家主體意識》(《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都有開啟思路、導發論辯的作用,不同觀點的爭議延續至今。不過,過分強調歷史認識的相對性和史家個人的主體意識,容易滑向類似于某些西方史學流派的主觀主義和相對主義的史學觀念。

   史學理論研討的另一亮點,是與大學《史學概論》教材編纂聯系在一起的。80 年代,各大學先后開設“史學概論”課程,相關教材和著述也紛紛面世,如白壽彝主編的《史學概論》、吳澤主編的《史學概論》、趙吉惠著《歷史學概論》、龐卓恒等著《史學概論》等。這些早期著述的目標皆指向大學教材,但內容各有千秋。在討論這種教材如何編纂的同時,進一步延伸為探索史學理論應當具有怎樣的內在結構。龐卓恒《歷史學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歷史研究》1988年第1期)一文,取得重要的學術突破,影響深廣!笆穼W概論”一類撰著的大量出現和相關問題的探索,是史學理論研究的突出成就。但是,無論當時的著述還是論述,大多都未將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的區分予以厘清。

   史學理論的學科建設,改革開放之后尤為顯著。中國社會科學院2005 年設立史學理論研究中心,逐年開展學術活動,還主辦專業刊物《史學理論研究》,都有益于學科發展。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將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結合起來,定位為二級學科,招收碩士、博士研究生,培養了大批專業人才,促進了史學理論研究持續發展。

   史學理論建設的另一項重要表現是翻譯了大量西方現代、后現代的史學流派著作,擴大了中國治史者的眼界,激發史學界掀起史學理論研究的熱潮。國內不少研討熱點的形成,例如對歷史認識論、歷史學研究者的主體意識等問題的探索,都包含著西方史學理論的影響或啟發。當然,西方主觀主義史學思想也造成一些負面影響,這是需要引為注意、應當克服的問題。

   (作者系廊坊師范學院特聘教授、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榮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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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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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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