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民營企業需要什么樣的結構改革?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272 次 更新時間:2020-01-02 11:45:07

進入專題: 民營企業  

鄭永年 (進入專欄)  

  

   從數字上說,民營企業在中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已經是牢不可破。人們經常以“5、6、7、8、9”來形容民營企業的顯赫位置,即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經濟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民營經濟的企業數量占90%以上。近年來,在中美貿易戰的影響下,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民營企業如何健康發展顯得更加重要。

   無論是美國(和西方)所要求的中國經濟結構性改革,還是中國努力推行的結構性改革,民營企業都是重中之重。正因為民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分量”,中國政府近來花大力氣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民營企業家座談會,就民營企業的發展多次發表談話或講話。

   國務院多次發文,出臺各種舉措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包括按照競爭中性原則,在要素獲取、準入許可、經營運行、政府采購和招投標等方面,對各類所有制企業平等對待;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健全政企溝通機制,激發企業家精神,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升級;保護產權必須堅定不移,對侵權行為依法懲處,對錯案冤案有錯必糾,等等。

   但所有這些巨大的努力,并沒有反映在民營企業所面臨的實際生存環境上,或者說并沒有給民營企業一種對未來的確定感。民營企業和企業家所面臨的壓力似乎越來越大,不僅來自國際層面(貿易戰),更來自內部環境的變化(意識形態、“國進民退”、法治、財產和生命安全等等)。所有這些都使得民營企業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直接表現在民營企業家的行為上。

   從經驗來看,今天國際局勢動蕩不安,中國仍然是最穩定的國家;盡管經濟也面臨下行壓力,但相較于所有其他國家仍然維持在較高的增長水平;而且中國正成為最大的內部消費市場。照理說,民營企業應該著眼于內部的發展,實際上則不然。很多民營企業不僅沒有很大的意愿來擴大內部投資,反而在收縮;一些企業家趁政府“PPP改革”(公私合伙制)的機會,順手把公司“交給”了國家,把自己變成食利階層;也有很多企業家因為對內發展沒有足夠的信心,而千方百計、不計成本地“外逃”到海外。

   為什么會產生這種情況?從表象來看,原因也不少。政府的很多政策很難落實,甚至在政策執行過程中變形而導致相反效果。例如“競爭中立”就只是一個漂亮的政策口號,很難執行!癙PP改革”也是一個例子。這一改革的初心是好的,是為了紓解民營企業所面臨的金融壓力,但執行效果并不好。在一些情況下,這一改革成為民營企業拋掉自身包袱的一種手段。很多民營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產生了困難(例如產業的升級),企業家受自身的局限,感覺發展到了頂點,就利用這個機會把包袱“交給”了政府。在另外一些情況下,這一改革成為國有企業(資本)“吞并”民營企業的有效手段。

   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中,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公私合作”很難說可行,因為“公”和“私”運營邏輯是不同的。公和私如何可能形成“伙伴關系”?公的邏輯是控制,而私的邏輯是盈利。所謂的“國進民退”也經常表現出很吊詭的現象。

   從一些發達省份(如廣東和浙江)的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發展情況來看,國有企業所占空間并不那么大,民營企業實際上仍然在發展,但人們還是感覺到“國進民退”的趨勢。在一些原來國有企業占據主導地位的省份(例如東北)來看,“國”并沒有“進”,但“民”也沒有“進”。更多的地方表現為“民”的確“退”了,但“國”也沒有“進”。

   中國經濟結構是什么?

   所有這些矛盾現象需要人們的思考,如果對這些矛盾理不出一個邏輯,就很難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來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是,盡管人們討論結構性改革已經很多年,但迄今為止誰也不清楚中國的結構是什么?或者說,在中國,結構性改革意味著什么?很多人還是深受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影響,套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論,根據西方的“結構”定義來理解中國的“結構”,結果各級政府出臺的很多政策根本不符合中國國情。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上述種種矛盾實屬必然。

   中國的經濟結構是什么?簡單地說,從漢朝到當代,除了幾個很短的歷史階段(王莽改革、王安石改革、朱元璋改革和毛澤東改革)外,中國基本上呈現出一個三層資本的結構,即頂層的以國有企業為代表的國有資本、底層的以中小型企業為主體的民營資本,以及一個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互動的中間層。只要這三層資本出現均衡和平衡狀態,經濟發展就會是穩定和可持續的;一旦這三層資本出現嚴重的失衡狀態,無論是國家資本占據絕對優勢,還是國家資本的大幅度衰退,都會出現嚴重的經濟問題。從三層資本結構來理解今天中國民營企業所面臨的困境,不無參照意義。

   第一層是國有資本。國有資本承擔著民營資本所不能承擔、沒有能力承擔的經濟責任,包括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對國民經濟至關重要的一些領域的投資、應付經濟周期引起的危機和其他因為環境突變所導致的危機、“平準經濟”和補充“市場失敗”等。所有這些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穩定發展不可或缺。

   不過,這里涉及幾個重要的問題。首先是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空間分布。除了少數省份兩者的分布比較合理外,大多數省份國有企業占據的空間仍然過多。那些分布比較合理的省份,往往呈現出“國強民也強”的局面。多數省份(尤其是東北)國有企業仍然占據了過多、過大的空間,民營資本沒有足夠的空間,既難以進入,更難以生存;結果國有資本什么都做,什么都做不好,導致了“國弱民弱”。如果這些省份的國有企業不能讓渡更多的空間給民營企業,這種雙弱的局面會一直持續下去。

   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國有資本去哪里?現在提出國有企業“管資本”的思路。這個思路的核心在于,不管國有資本去哪里,只要資本在增值就可以了。在這個思路的指引下,今天的國有企業猶如美國華爾街的風投資本,哪里有利可圖就去哪里。據說這是學習新加坡國有資本管理模式。這里既有誤讀新加坡模式的成分,也有“描紅”(照抄照搬)的成分。新加坡模式的精神是國有企業也要市場化,國有企業必須是盈利的;即使是那些承擔社會功能的國有企業如水電、醫院等也須引入市場機制,來實現分配和提供服務的效率。從這個角度說,中國國企的確應該大力學習新加坡模式。

   不過,新加坡和中國國情不同。新加坡是一個城市國家,沒有也不需要一個完整的產業體系,能夠在一個產業體系(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上抓住幾個重要、附加值高的環節即可。中國則不同,那么大的一個國家,需要大量的完整產業體系。國有資本須考量的不僅僅是盈利問題,更須考量產業體系建設。如果容許國有資本扮演風投角色,悲劇將不可避免,不僅會減弱產業建設方面的角色,而且會與民爭利,導致國有和民營失衡,最后破壞整個國民經濟體系。

   中國需要非西方定義結構性改革

   第二層,中間層的國有與民營的“混合經濟”。這里的問題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需要各自的空間,還是大家合作共享空間?體現在今天改革政策中的無疑是后一種思路。必須指出的是,近代以來這種思路(例如“官督商辦”)不僅根本就沒有出現過好結果,而且導致了巨大的腐敗。

   誠如上面所討論的“PPP改革”,如果真的落實了,無非會產生兩種情況中的一種:不是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就是國有企業吞并民營企業。這兩種情況其實已經在發生。在一些情況下,“公私合作”變成國有資產的“民營化”,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則是民營資本的“國有化”。今天,很多官員都在提倡政府在面對國企和民企時要“競爭中立”;實際上,除非是自欺欺人,競爭中立僅僅是烏托邦,完全沒有可能實現。政府如何在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競爭中做到中立呢?這完全是西方邏輯的簡單套用,根本沒有考慮到中國的國情。

   如果考慮到中國的國情,就會有另外的改革思路,那就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基于“勞動分工”之上的合作。在一些領域,例如自然壟斷領域、基礎設施建設、具有強大社會功能的服務領域(醫療、教育、住房、社會保障)、對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至關重要的領域,國有企業理應占據主導地位,而那些競爭性領域和民生經濟領域,民營企業理應占據主導地位。在確定了這些領域(分工)之后,就可以在一個領域引入多個甚至無數個企業,防止壟斷的出現,促成企業之間的競爭,保持經濟體的開放性。只有當國有企業之間出現競爭時,只有在民營企業之間出現競爭時,政府才談得上“競爭中立”。

   第三層,中小型企業。這里有兩個結構性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上面提到的空間問題。對大多數中小型企業而言,仍然缺少投資的空間。新空間從哪里來?一方面需要國有企業讓渡更多自己不作為、也很難作為的空間,另一方面需要通過技術創新。第二個問題是缺少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金融機構。中國大型國有銀行的服務對象天經地義是大型國有企業,它們沒有任何動機為中小型企業服務。如果通過行政或政治方式迫使它們服務中小型企業,既不符合經濟規律,也不可持續。在很多年里,這些銀行在服務中小型企業方面只是象征性的。

   中小型企業的發展因此需要金融系統的結構性改革,即設立大量意在服務中小型企業的中小型銀行(無論是國有還是民營),F在人們只盯著美國的華爾街,這是對美國經濟的誤讀。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為華爾街所引發,但促成美國經濟復蘇的并不是華爾街,而是美國大量的中小型銀行,甚至是社區銀行。

   在中國,中小型企業因為不能從正式金融管道得到金融支持,只好轉向非正式管道(包括影子銀行、P2P網絡借貸、地下錢莊等)。這些非正式金融機構往往處于無政府狀態,容易釀成巨大的危機,結局是可想而知的。如果維持今天的金融結構,中小型企業的發展會越來越困難。

   貿易戰開打以來,美國(或整個西方)對中國經濟提出結構性改革的要求。對于西方的要求,中國絕對做不到。例如,中國哪有全盤私有化的可能性?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根據西方所定義的結構性改革(或從前所說的“華盛頓共識”),中國經濟的命運必然是悲催的。自蘇東計劃經濟解體以來,已經有太多的經驗證據證明了這一點,中國無須再去重復失敗。

   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確需要結構性改革,但絕非西方所定義的結構性改革,F在人們順著西方結構性改革的思路來看中國問題,這本身已經成為中國進行有效經濟改革的一個巨大阻礙。如果這樣下去,改革最終只會演變成意識形態之爭,并不會有任何的結果;人們預期的進步不僅不可能,反而會出現巨大的倒退。

   中國經濟的結構性改革,首要任務是搞清楚中國的經濟結構是什么?需要什么樣的結構性改革?一句話,中國需要懂中國經濟的經濟學家。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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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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