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軍:形式主義出現、泛濫及整治的歷史考察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586 次 更新時間:2020-01-03 16:56:52

進入專題: 形式主義  

李克軍  

  

   摘要:幾十年來,我們整治形式主義的態度不可謂不堅決,措施不可謂不嚴厲,但為什么收效甚微呢?我認為主要是"病根兒"找得不準確,藥方下得不對癥。遏制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和反腐肅貪一樣,必須擺脫"運動式"治理的路徑依賴,在治理體制改革上尋求出路。著力點應該放在限制和規范上級權力、擴大基層和民眾權力上。

  

   近年來,特別是2018年以來,《人民日報》、《半月談》等媒體,多次刊發抨擊形式主義的文章;中央領導,多次發表遏制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講話;2019年3月,中央(通過中辦)又印發了《關于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并決定將2019年作為"基層減負年"。各級黨委政府和紀檢監察機關聞風而動,紛紛作出壓縮會議文件和控制各種督查活動的硬性規定,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整治"兩個主義"的"斗爭"。

  

   對我黨歷史和現實政治生態有所了解的人們都知道,這是個老話題。那么,認真回顧我黨執政以來形式主義出現、泛濫以及對它進行不斷整治的歷程,對于總結經驗教訓,堅持標本兼治,避免南轅北轍,是很有意義的。

  

   一、新中國成立前,我黨局部執政的地區曾出現以"強迫命令"、"一級騙一級"為主要特征的形式主義,在土改和整黨糾偏時得到初步糾正。

  

   有的學者為了論證形式主義如何可惡,革命領袖如何早有警覺,說"馬克思、恩格斯雖然沒有明確使用'形式主義'一詞,但已經對它的實質作了嚴厲的批判";"毛澤東同志在領導開辟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從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深層次上嚴厲批判了形式主義。"[1]但是,從馬克思、恩格斯當時的言論看,他們批評的是有些人在不求甚解的情況下便大言不慚聲稱"在搞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同志在1930年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批評的是"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顯然,他們批評的形式主義和今天我們所說的形式主義差異很大。更重要的是,形式主義一個重要的特征是表面上轟轟烈烈,實際上是下級對上級虛與委蛇。一個政黨,在沒有執政的情況下,很難搞起這樣的形式主義。

  

   從本人接觸到的歷史資料看,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在我黨局部執政的地區,政府發動大生產和互助合作運動,曾出現以強迫命令、虛報浮夸為主要特征的形式主義。如,1944年12月,晉綏邊區所轄的興縣楊家坡行政村,把"個別的表面現象",提高到"變工合作社"、"紡織合作社"、"勞武結合組織"等最高的組織形式,制訂出冬季"生產十大計劃","實際上計劃沒完成",但報社卻把"楊家坡的強迫命令、形式主義的作風,作為寶貴經驗來發表"[2]。河北沙河縣一區"為了想讓上級說自己好,露一鼻子,到村里就命令干部和群眾,趕快組織,搞的越快越好,越熱鬧越好,但實際上是空的,互助不能鞏固。""見別村組織起來,自己也就催著干部快搞,搞的慢了就批評。"[3]山西浮山縣崔村用強制的辦法把婦女組成小組,集中到一塊紡織,結果不幾天就散了。[4]山西襄垣縣本來全縣冬季生產中拾糞只十四萬余擔,卻總結說拾糞八千八百余萬擔[5]。山西平順縣張井村干部"作風生硬行政命令",生產中"年年要突擊,光圖快",不管莊稼"都熟啦沒有,一律要突擊,限期完成"。[6]山西平順、黎城等地1947年搞農業、副業和戰勤"三大結合","群眾根本不愿意,又怕受干部訓罵,又不敢不結合,不少人吃了虧也不敢吭[7]。翼城縣二區在組織互助過程中,"沒根據群眾自愿與需要去組織互助",只是單純的為了"競賽挑戰""向上討好"去強迫編組,大大影響了群眾生產情緒;晉城縣陳莊村干強開"合作社",鬧得全村混亂不安([8]。

  

   黑龍江地區屬于新解放區?谷諔馉巹倮,我黨在這一地區建立了五個省級政權。從1946年夏天開始,歷時近兩年時間,進行了土地改革運動。由于時局動蕩,那幾年糧食產量下降,物價飛漲。從五常、綏棱、賓縣、阿城、雙城、富裕等縣縣委和黑龍江省委當年有關農業生產的報告中可以看出,除了農具、牲畜、種子、資金不足等困難外,各階層農民都擔心秋后再"斗爭",將來"共產"歸大堆,"處于顧慮重重、動蕩不安"的狀態 [9]。東北局、北滿分局和各省委有針對性地采取糾正極左政策、發放貸款、開展生產競賽、組織插犋等措施,緩解了困難。但是,由于層層下達指標施壓,與晉冀魯豫等老解放區一樣,出現了"強迫命令"、"急于求成"的問題。如綏棱縣1947年一份文件披露,津河區生產競賽"表面上轟轟烈烈,(實際上)只不過是形式而已"。上級檢查時農民"現把糞堆堆起來,現打掃院子。甚至有些屯子把未經修理的犁杖、破套擺在院子里展覽"[10]。

  

   黑龍江地區的"強迫命令"主要表現在"互助合作"上。東北農民有良好的合作傳統,不但生產中常常換工插犋,而且修建房屋、紅白喜事,都靠鄰里互相幫工、幫忙。但過去都是自愿的、自發的。1946年3月,土改運動尚未開始,中共中央東北局就在《關于開展生產運動的指示》中,提出"發動勞力互助運動","采用換工、搭牛具及各種適當的形式,組織人力和畜力的互助合作"。1947年,北滿部分地區出現了早期的換工插具農業合作組織。[11]這時,上級給下級的壓力不大,很少有強迫命令現象。1948春,黑龍江地區土改運動結束。3月18日,《東北日報》發表社論《組織起來--換工插犋、互助合作》。在寧左勿右的氣氛下,形式主義應運而生。

  

   《黑龍江農業合作史》記載:1948春,黑龍江省勞畜力約占80%到90%組織起來,但到夏鋤后1/3散花。嫩江、合江等省也出現"春插、夏散、秋垮臺"現象。主要原因是存在著嚴重的強迫命令和形式主義。松江省有些領導干部表現出急躁情緒……看見三五七八人在一塊鏟地就高興,看見一個人鏟地就發急,因而群眾中也就產生集體上地,分散干活,再集體回家,有單人鏟地的,見了工作人員就自動集合在一塊,工作人員走了,就到自己地里各干各的。這種明互助,實不合作的現象普遍存在著,干部的思想是只能組織不能垮臺,只能合起來不能單獨干,村干部欺騙區干部,一級欺騙一級。由于強迫命令和搞形式主義,到處發生浪費勞力現象,使用勞力沒計劃,窩工,盲目機械地強調集中,沒給剩余勞力找出路……[12]。慶安縣1949年《農業生產計劃》在分析生產有利和不利條件時談到:1948年領導生產不按具體情況,過高要求全面組織起來,而產生的強迫命令,在某些地方給群眾影響不夠好。這是今年組織生產的障礙。[13]

  

   賓縣在"組織起來"的口號下,搞起了吃"大鍋飯"的"一心屯"。很多區、村干部口頭上說"自愿兩利,互不吃虧",但沒有研究如何貫徹,就籠統提出"戶戶都參加",有的區甚至要求區干部"每人培養一個一心屯"。在這樣的氛圍下,有的屯子把生產、生活資料歸在一起;有的屯子青苗種一起,然后合喂馬、合干活、合吃飯,并把草料和糧食堆在一起吃用;有的屯子農戶意見不統一,干部就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名義 "硬歸";有的屯子歸了兩天就分開了;有的屯子在"保證不荒一壟地"的口號下,單純照顧無馬戶,讓有馬戶以"很少的代價"給無馬戶種地。這種強制推行"一心屯"做法,造成了嚴重的消極后果,除了消極怠工、耕地草荒以外,還加劇了土改運動以來的思想混亂和形式主義。有些群眾用假話"糊弄"干部。如,明明沒成立互助組,卻對干部說,"都參加了,每家都有小組";明明是"叫工夫"(雇工)鏟地,硬說是換工。強制二流子參加勞動,也很難和群眾監督結合起來。干部來了二流子忙下地,干部走了,就從地里回來,群眾袖手旁觀。[14]

  

   1948年春天,各解放區開始糾正土改和整黨運動中"左"的偏差,并開始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作風進行查整。4月17日,晉冀魯豫《人民日報》發表短評:《打破形式主義》,對"強迫命令作風所造成的形式主義"作出生動描繪:"這種形式主義,滿足于不確實的數目字的羅列,滿足于形式上的鋪張,過去不惟沒有被揭穿被反對過,而且一直是被表揚被歌頌著,上邊官僚主義不了解下情;下邊即投上所好,把對群眾有害的說成有利的,把違反群眾要求的說成自愿的,閉著眼睛說謊話(不僅僅是說空話)。而在某些領導上雖也明知不大對頭,還要堅持錯誤,一直胡說下去,欺哄上級,限制群眾,假報告、客里空。[15]

  

   二、新中國成立后,我黨十分警惕官僚主義的滋長,但是在"集體化"和大躍進運動中,形式主義卻嚴重泛濫,政策調整后有所收斂。

  

   1950年2月27日,毛澤東主席在訪問前蘇聯回國途中,來到松江省哈爾濱市視察,省市領導為毛主席、周總理等國家領導人長途旅行接風洗塵,宴會結束后,毛澤東主席應省市領導請求題詞,其中有一幅是"不要沾染官僚主義作風"。1951年12月1952年10月,我黨發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史稱"三反運動")。但是,從運動的實際開展情況看,主要是抓反對貪污浪費等腐敗行為,懲處了一批貪污分子,很少涉及到形式主義。

  

   1953年2月,毛澤東主席在全國政協一屆四次會議閉幕會上指出,在中央機關中間依然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很多部門脫離群眾和下面的實際情況,只是一味地寫決議案和指示,既不管下面能不能執行,也不去檢查下面是否有命令主義、違法亂紀的現象。為此,毛澤東提議,中央機關的主要干部"應該輪流到下面去檢查,經常有人在下面。檢查了的回來,沒有下去的再下去,又回來,又下去,這樣每一個人包括部長在內都到底下去過,一直檢查到基層單位"。他認為,這樣做既能夠克服上面的官僚主義,也能夠克服下面的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16]1960年3月,毛澤東主席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反對官僚主義,克服"五多五少"》的黨內指示中,指出"五多五少"是官僚主義的突出表現,即"會議多,聯系群眾少;文件、表報多,經驗總結少;人們蹲在機關多,認真調查研究少;事務多,學習少;一般號召多,細致地組織工作少"。[17]

  

   雖然毛澤東主席告誡全黨不要沾染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作風,但卻沒有做到身體力行。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寫道:"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農業合作化以及對手工業和個體商業的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期間遺留了一些問題"。"由于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后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

  

中共黨史二卷記載,為了完成在五至七年的時間內地方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的任務,各地不顧實際情況掀起大辦工業的熱潮,不少新建企業資源嚴重浪費,效益很差,甚至無法投產。為了完成鋼鐵生產任務,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提出"第一書記掛帥","全黨全民辦鋼鐵工業"的要求。結果,全國直接參加大煉鋼鐵的人力占人口總數的1/6左右。不但工廠、公社,而且機關、學校和部隊,到處建起土高爐,就連中央和國家機關的一些部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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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sunxu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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