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臺:我離世界有多遠?——談大學生的文化“基本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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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專題: 大學生  

龍應臺 (進入專欄)  

  

  人類的歷史愈來愈是一種災難和教育之間的拔河競走。 — H. G. Wells

  如果有機會,七○年代的大學生龍應臺想對今天的大學生說些什么?

  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龍應臺女士在《天下雜志》的邀請下,在臺大校園內,與滿場爆滿的聽眾進行了一場全球化時代里的關鍵演說:「我離世界有多遠?— 談大學生的文化『基本配備』」。

  當各國政府紛紛投資教育,傾力以教育迎向全球化競爭的時刻。大學生,這群臺灣未來的希望,究竟應該如何準備自己,應該擁有怎樣的國際觀,才能跟上世界的腳步?

  「在臺灣的這個關鍵時刻,這篇文章是我必須要說的話!过垜_女士在撰寫此文時的深深使命感呼應著《天下》在此時獨家刊登全文的期盼,「我離世界有多遠?」龍應臺深思的筆,將為今日的臺灣青年寫下思索的道路。

  

  七○年代的大學生

  

  我是二十世紀七○年代的大學生。那個時代的臺灣大學生,懂得很少可是心志疏曠。假裝深刻的人,譬如我,手里拿著書 ─ 故意讓人看得見封面 ─ 可能是尼采的《查拉圖司特拉如是說》或者甚至是英文版的《Beyond Good and Evil》。尼采「上帝已死」的宣布我們會煞有介事地討論,在潮濕悶熱的夜晚,同儕之間會為這樣的文字爭辯:

  11 山上的樹

  查:你為什么害怕呢?─ 人和樹原本都是一樣的。他愈是向往光明的高處挺升,他的根就愈會深入黑暗的地底 ─ 伸入「惡」中。

  少年:我想我是改變得太快了,今日的我推翻昨日的我……當我登臨高處時,才發覺自己的孤單,沒有人同我說話,落寞之霜使我冷得發顫。我究竟想在高處尋找些什么?

  33 智者

  精神乃是生命的自我掙扎,生命因自身的折磨而得大精進 ─ 這你明白嗎?

  沙特的《存在與虛無》可能放在床頭,靠著一盞廉價的塑料臺燈。存在主義彷佛為我們青澀的迷茫找到一個氣質相配的解釋:

  人除了必須是他自己之外,其余什么都不是;人孤獨地被棄置在這個世界,處于無窮無盡的責任當中,沒有任何奧援,人除了建立自己之外,沒有別的目的;人除了在此世上鍛造冶煉自己之外,也沒有別的宿命。除非人首先理解這些,否則人不能做什么。

  我們試圖去理解他的「虛無」和「孤獨」,卻并不真的明白,透過對「虛無」和「孤獨」的闡述,沙特是多么積極、多么入世的一個行動者和反抗者!复嬖谙扔诒举|」成為知識青年之間最流行的思想標語,掛在我們的嘴上,但是我們哪里真的知道他在「存在主義和人文主義」里說的究竟是什么。

  十五年之后,我在歐洲看著柏林圍墻崩塌;從前奉命固守國土、射殺逃亡者的東德士兵受審,法官判他有罪時,給的理由是,「個人良知超越國法;每一個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突然想起當年看不懂的「存在主義與人文主義」─ 這不就是沙特的意思嗎?他不是說,「人是什么,端視人做了什么」。我們固然有絕對的自由,但是正因為如此,我們無所依靠也無所逃避,必須為自己的一切行為負絕對的責任,特別是為他人的生命負責。所謂「虛無」只是存有的必要條件,但生命的意義并不停止在虛無中。

  不特別假裝深刻的人,也逃不過胡適之和羅家倫這樣的五四學者的影響。我不知道有多少當時的知識青年是拿那本薄薄的《新人生觀》來作饋贈情人的生日禮物的。書寫在倉皇狼狽的一九四○年初,卻極為篤定地對七○年代不知愁苦的青年耳提面命:

  [在中國],思想不曾經過嚴格的紀律,因此已有的思想固不能發揮,新鮮的思想也無從產生。正確的思想是不容易獲得的,必須經過長期的痛苦,嚴格的訓練,然后才能為我所有。思想的訓練,是教育上的重大問題……思想的紀律,絕不是去束縛思想,而是去引申思想,發展思想。中國知識界現在就正缺少這種思想上的鍛煉。

  漫天炮火、顛沛流離之時,羅家倫對大學生談的竟然仍是「道德的勇氣」和「知識的責任」,還有,「俠,出于偉大的同情」。大學生要有道德的勇氣,然后能在昏暗板蕩中辨別是非。大學生擁有知識,影響社會,所以要對國家和社會負起特別的責任!競b」,則是關心公共事務,有肩膀扛起「大我」的未來。大學生具有俠氣的人格,才能促進政治改革,國家才有希望。

  不看尼采和沙特,不讀《新人生觀》的學生,也絕對逃不過《蔣總統嘉言錄》的全面籠罩。你說他是「政治強人」?那個時代的「政治強人」卻是個虔誠的王陽明心學的崇拜者。他讓大學生背誦的是這種既難朗誦又難記住的句子:

  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

  跟沙特的哲學,看起來還真有點像。

  七○年代的大學生 ─ 當然不是全部,但每個時代有它的時代精神(Zeitgeist)─ 對現實世界懂得不多,但是他們對思想的境界有所向往,很容易贊成艾蓮娜.羅斯福語帶諷刺的說法,「大頭腦討論思想;中頭腦討論事件;小頭腦討論人! (注一)

  

  不是教育,就是災難

  

  從羅家倫到七○年代,中間是三十年。從七○年代到今天,中間又是三十年。在距離羅家倫「新人生觀」的六十年后的今天,我們七○年代的大學生能對今天大學生說什么呢?

  六十年間,有兩個關鍵的變化。第一,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民主觀念的推動,教育得以普及化、平民化,大學教育不再是菁英教育,大學生不再是「救亡圖存」的眾望所歸。在「人人都能上大學」的結構里,大學生逐漸從頂天立地的國家棟梁轉化為井然有序的螺絲釘 ─ 在民主開放的社會里,家國重任的屋頂依靠的不是幾根宏梁巨柱,而把重量分攤給了無數的小釘細目。

  小釘細目變得重要起來。

  在這樣的結構里,教育的目的 ─ 從小學到大學,便很清晰:君權時代你必須培養貴族和菁英來領導國家,民主社會的有效運轉,卻得依靠大批有知識、有能力、有擔當的公民,知道如何行使他的權利和義務。用教育來保障民主制度,最早也最精彩的文獻大概就是公元前四百三十一年雅典國王Pericles的「陣亡將士國殤演講」里所揭示的:

  [和斯巴達比起來]我們的憲法不是從別人那兒抄來的,反倒我們是別人模仿的典范。我們的制度尊崇多數決,而非少數,這就是為何它被稱為民主。在我們的法律前,人人平等,階級和貧窮都不能凌駕于能力的表現,有能力必被拔擢。我們非但享有政治自由,更享有私人領域生活不受干擾的權利。我們極端寬容,卻不流于混亂……我們培養品味但不失之奢華,我們學習知識但不流于無力……我們的公民勤于工作,但對于公共事務又極具判斷仲裁之能力。其它國家把公民的意見當作欲去之為快的「麻煩」,我們卻認為公民參與是智能決策的必要前提。

  觀念之前進,態度之自信,在兩千五百年的歷史長河里閃閃發光,比二十一世紀任何一個泱泱大國的總統演講還要氣魄從容。

  也是基于對公民教育的認識,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歷史學家H.G.Wells在《歷史大綱》(一九二○)里寫了這一句話:「人類的歷史愈來愈是一種災難和教育之間的拔河競走!梗ㄗ⒍┻@句話不斷地被政治領袖引用,因為它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教育的重大功能:培養有知識、有思辨力、有擔當的公民。唯有教育,可以避免因愚蠢和偏執而起的血腥災難。

  我們所存在的社會,是一個有歧異紛爭的社會;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有戰爭威脅的時代。眼前的歧異紛爭會走向和平還是戰爭,決定在我們 ─「人是什么,端視人做了什么」;「每一個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發現,三十年后,竟然又繞回到我青年時期讀到的沙特。然而這并不奇怪。沙特打過仗,當過德軍的俘虜,九死一生地逃亡,又積極地從事地下抗敵工作。他太清楚戰爭與和平在一線之間,一念之間。

  著名的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極端的年代》里指出,二十世紀直接死于錯誤的統治者或政府決策的,有一億八千萬人。如果臺海兩岸的政治領袖不知道「人類的歷史是教育和災難之間的拔河競走」而怠惰教育,如果負責教育的人不知道培養有思辨力、有理想和擔當的公民是教育的核心目的,如果我們的青年人不知道歷史的后果其實就來自他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我們這一代人,誰說不可能和羅家倫、沙特一樣,又成為戰爭的一代呢?

  

  全球,就是自己的小村

  

  羅家倫時代到今天的六十年間,第二個關鍵而巨大的時代變異,是全球化?萍嫉陌l達不僅只改變了空間距離,更顛覆了六十年前的國家主權觀念:

  一個希臘人可以自由地移居法國或歐盟任何一國,在那里永久居留,他可以就業置產,可以投票選舉,甚至可以自己參選。跟他談傳統的「愛國」,從哪里談起?他要效忠哪一國?

  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孩子,很可能父母分屬不同國籍,自己又出生在第三國,在第四國受教育,在第五國和第六國成家立業,妻子屬于第七國,他的子女則擁有第九國和第十國的護照,最后他在第十國埋葬 ─ 請問,他要「愛」哪一個國家才叫「愛國」?

  一個國家領袖,可以在政權倒塌之后,被國際法庭通緝,審判,他在位時的所有莊嚴不可侵犯的法律條文和道德規范被徹底推翻;民族國家,顯然也不再那么絕對。

  石油的價錢和貨幣的浮動可以影響全球經濟;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可以讓一個國家改變國策;一個地區的傳染病可以迅速擴及全球;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可以挑戰國土疆界;國際人權公約和國際環境協議可以挑戰國家主權,迫使個別政府妥協;一個國家的稻米政策可以影響幾萬里外另一個國家的國民生計;一個海域的污染可以威脅到萬里外另一個海域;百萬的商人在外國注冊,向外國繳稅;千萬的移民在流動遷徙,更換國籍;成億的人在網上接收訊息,拆穿了自己國家的謊言;饑荒和疾病、戰爭和屠殺,以及餓死的孩子的無辜的眼睛,在羅家倫的時代,只有發生在自己的村子時才會得知或者目睹,今天全來到眼前,無處閃避;北極的冰山溶解,全人類惶恐戰栗。

  全球,竟然就是自己的小村。

  二十一世紀的震撼,就是全球化。在今天的時空,我們突然發現自己站立在全球村的土地上,如果我們今天仍舊跟公民只談如何愛自己的國,就猶如在一株大樹的頂端全力筑巢,渾然不知大樹的中節冒煙起火,大樹的底端樹干正被一把天一般大的鋼鋸鋸著。

  

  為何CEO?

  

  所以,今天的大學生,面對一個人類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需要什么「基本配備」?

  顯然這個問題已經是很多人的焦慮來源了,針對這種焦慮,各形各色的因應全球化「指南」成為二十一世紀的顯學,題目叫「邁向卓越」或「菁英必讀」的書籍和雜志永遠被擺在書店進門最顯目的展示臺上。百分之六十的封面是一個或一群穿西裝的男人,兩首交叉在胸前,帶著極度自信的微笑,告訴你如何往上爬,變成跨國企業的高級經理人CEO。百分之四十的書籍或雜志會把「競爭」或「實力」寫在封面,警告你早做準備,全力沖刺。整個賣書區,彌漫著一種全球化「來襲」,害怕掉了隊的恐懼,或者說,恐嚇。

  我訝異的是,為什么全球化的挑戰是以這種面貌出現呢?這里有兩個明顯問題:第一,何以你只看見強者?跨國企業的發展固然促進全球經濟和信息的快速流動,但是它同時蘊含的暗面 ─ 譬如全球經濟游戲規則的不公平,譬如強勢經濟帶給弱勢經濟的文化傾斜,譬如兒童勞工的人權和大企業對落后地區的剝削等等 ─ 卻不見蹤影。為何「指南」書籍和雜志只教你如何加入全球化的「強者」隊伍,卻不教你如何關注全球化的弱者,為他們說話,為他們行動,或者教你如何加入先覺者的行列,檢驗全球化的競爭規則,批判全球化的惡質發展?

  問題之二是,全球化的真正議題,哪里只在競爭呢?如果你知道,在一條逐漸下沉的船上,去搶電影院里最好的位子沒有意義,那么在全球暖化、海面上升的地球村里,缺乏宏觀與深沉思維的競爭又有什么意義?全球化不是只有跨國企業增進經濟利潤這一件事,它更包含了種種文化價值沖突、貧富不均和環境掠奪的問題。全球化真正迫切的議題是人類社會如何透過合作來保障地球環境的永續可能,透過協商來解決超越國界的貧窮、疾病、戰爭、人權等等問題,怎么到了我們的書店里,全球化的教戰「指南」卻只剩下如何在全球化的新游戲規則里競爭得利,掙錢搶先?

  思考全球村的未來的責任,難道不在「公民」身上?如果在羅家倫時代,大學生被要求以道德、知識和行動參與來對他的「國家有難」負起責任,我們今天對大學生的期許,顯然就不能局限于「國家」而必須以「全球村」為單位來思考,因為今天的問題不再是單一國家的問題,今天問題的解決也不再是單一國家的解決。以單一國家為范圍的公民意識勢必要轉型成另一種東西,叫做「全球公民意識」。(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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